第二十三章 家祭无忘告乃翁
关卓凡“报君父之仇”这几个字,静夜钟磬,金石作声,两位年轻的太后心弦震荡,不能自已。、.、
庚申、辛酉之痛,整个宗室,甚至整个朝廷,大约没有人比她们两个更加刻骨铭心了。
英法内犯,仓皇出狩,颠沛流离,旦夕数惊。内外交困之下,痛愁忧苦之中,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丈夫,一个原本英挺玉立的青壮,一天天形销骨立,终于一病不起,撒手人寰。留下孤儿寡妇,呼天不应,叫地不灵,几无以自存。
而圆明园,虽然她们没有亲眼见过那吞噬一切的蔽天烈焰;回銮后也再未重履伤心地,亲眼看见残垣断瓦、烟荒草漫的惨景,但,那都是想象得出来的!
最重要的是,和其他人不一样,圆明园本是她们的家啊。殿阁无言,草木有情,日升月落,寒来暑去,起居呼吸,笑言泪泣,其中。那儿,留下了她们关于青春的最美好的记忆。
这一切,都葬送在英夷法夷的一把无情火中了。
因此,比起普通的宗室、朝臣,她们的痛,实在更深。关卓凡说“时至今日,两宫皇太后每一思之,尤锥心泣血”,不算言过其词。
也因此,她们的报仇雪耻之念,更加执着。
尤其是慈禧。她性格刚强而敏感,一口闷气郁结在胸膈间焚灼心肺,始终咽不下去。这口气不出,百年之后,何以对列祖列宗?
原时空。慈禧的对外政策。经过各种舆论的反复涂抹。到了后世,已经基本变成了“卖国求荣”四字。
不论在原时空还是本时空,关卓凡都不得不说:这真是“厚诬古人”。
慈禧主政的后期,确实昏招迭出,国家欲振乏力,江河日下,外侮愈甚。典守者不能辞其咎,慈禧是有重大历史责任的。但是。“卖国”二字,却怎么也安不到慈禧的头上。
一系列不平等条约,是打了败仗的必然结果,换了谁可以不签?从二十一世纪传送一个愤青过来,就可以不签吗?
打输了还不认账?那就继续打!如是,只会输得更惨,丢掉的东西更多。
追责,是要追“为什么打输了仗”?而不是追“为什么签不平等条约”——倒末为本,莫此为甚。
事实上,慈禧是晚清最坚定的主战派。从辛酉垂帘到戊申薨逝,这一点一以贯之。从未改变。不然,也不会闹出庚子拳乱对万国宣战这种荒唐事情。
慈禧的问题,在于昧于形势,不能客观分析判断敌我力量对比,不晓得自己手里到底有多少牌,总以为“民气可用”,只要“切实整顿”,就能给洋鬼子好看。可惜,“切实整顿”固然做不来,“民气”也并不真的可用。于是,只好打一仗,输一仗。
慈禧主政的大半时间,具体的政务,中央的掌握在恭王手里,地方的关键则是李鸿章,偏偏这两个人,是地道的主和派。
恭王和李鸿章,比之慈禧,见识更广,也更加开通。他们主和,一半出于对内外形势、敌我力量的正确评估;但另一半,这两个人,也各有各的问题。
如果没有庚申、辛酉的变乱,恭王会一直被他四哥压着,永无出头之日。我们无法揣测恭王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,但可以肯定,对英法犯境、明园被焚的感受,恭王和他的两个嫂子,必然大不相同。
另外,自黜落复出以后,恭王锐气大失,遇事畏首畏尾,敷衍了事。年纪愈大,这个情形愈严重,到了后来,颓唐萎靡,甚至连军机处都懒得去了,有事就在府中办理。当然,所谓“办理”,亦不过身在其位,有的事情实在躲不过,胡乱塞责而已。
这样的一个人,要他“十年生聚,十年教训”,怎么可能?!
原时空,光绪十年,即1884年,恭王第二次被黜落。时值中法战争,恭王和慈禧政见不合,慈禧主战,恭王主和,对“上头”交办的事情毫不起劲,阴奉阳违——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,最关键还是恭王萎靡不振,遇事推诿,什么主张也不肯拿出来,慈禧一忍再忍,终于忍无可忍。
而李鸿章,是地道的功名利禄之士。这并不是说,李少荃做官做事,就不为国家谋;但摆在第一位的,一定是他自身的利益。前文说过,原时空,李鸿章打完捻子,便再也不愿意领军作战了。他对办海防、办水师很有兴趣,但对把这些工作的成果投入实战,自始至终,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积极性。
在李鸿章的眼中,一旦开战,打烂的,都是他自己的瓶瓶罐罐。
李鸿章最关心的,还是借办海防、办水师之机,扩大自己的势力;同时在其中上下其手,为个人获取最多的利益。
李鸿章办实业,也差不多是这个路子。
李鸿章对“报仇雪耻”神马的,一定是没有兴趣的。因为,那不是他自己的仇,不是他自己的耻。
原时空,有这两位做领袖,“洋务运动”终究不能成功,其实并不稀奇。
真要和外国见仗了,这两位,一个是见困难就让,一个则根本不想打仗,怎么可能不“主和”?
特别是在敌人看起来比自己更加强大的时候。
原时空,晚清的对外战争,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异常滑稽的局面:主战最力的,都是保守派,既不知己,亦不知彼,只擅空谈;真正的聪明人,见识广的,脑子开通的,有本事的,都往后躲,都一味主和。
到了不能不开战的时候,两派之间,不但不能精诚合作,还互相拆台,彼此掣肘。先不说军队的战斗力了,单是主事者如此一副德性,这仗,如何才能打得赢?
了解了原时空的这些情形,我们便更能了解,本时空,领袖中枢的关卓凡,既锐意改革进取,又执念于雪国耻、报家仇,其对国家,对深宫之中的两位太后,意义何在了。
关卓凡在会议上的表现,本已足够慷慨激昂;传入宫中之后,经过李莲英等人的添油加醋,关贝勒的伟光正形象,几乎已变成了神祇下凡,做怒目金刚状,只手擎天了。
姐俩独对的时候,慈安尤不住拭泪,说道:“难得他有这个志气!”
慈禧目光炯炯,说道:“他有这个志气,咱们姐俩,自然要成全他!”
慈安说道:“唉,真要有那么一天,大仇得报,我就算第二天去见先帝,心里也是妥帖的!”
慈禧少见地没有责备姐姐“死啊活啊”不吉利,而是站起身来,来回踱了几步,努力平静自己激动的心情。
慈禧转过身来,轻声说道:“姐姐,实话实说,我也是这个心思。”
她拿起十锦槅子上的一本《治平宝鉴》,说道:“前儿翁同龢‘进讲’,讲了宋朝一个叫陆游的写的一首诗,嗯,名字好像是……《示儿》,你还记得么?”
慈安歉然一笑,摇了摇头。这些诗啊词啊什么的,母后皇太后实在是记不住的。
慈禧自失地一笑,说道:“和宋打仗的,是金国,是女真人,说起来,还是咱们的……不过,抛开这一层,这首诗中有两句,我觉得,特别契合眼下的局面和……心境。”
慈安问道:“是哪两句啊?”
慈禧缓缓说道:“‘王师北定中原日,家祭无忘告乃翁’——姐姐,这个国家,咱们就交给他了,盼着他能够不辜负咱们的心意,有朝一日,报得国家君父之大仇。到时候,咱们告祭列祖列宗,这辈子,真就再没有什么缺憾了。”
(小预告:明天两更,中午十二点左右第一更,晚上十点钟左右第二更)
*(未完待续。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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庚申、辛酉之痛,整个宗室,甚至整个朝廷,大约没有人比她们两个更加刻骨铭心了。
英法内犯,仓皇出狩,颠沛流离,旦夕数惊。内外交困之下,痛愁忧苦之中,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丈夫,一个原本英挺玉立的青壮,一天天形销骨立,终于一病不起,撒手人寰。留下孤儿寡妇,呼天不应,叫地不灵,几无以自存。
而圆明园,虽然她们没有亲眼见过那吞噬一切的蔽天烈焰;回銮后也再未重履伤心地,亲眼看见残垣断瓦、烟荒草漫的惨景,但,那都是想象得出来的!
最重要的是,和其他人不一样,圆明园本是她们的家啊。殿阁无言,草木有情,日升月落,寒来暑去,起居呼吸,笑言泪泣,其中。那儿,留下了她们关于青春的最美好的记忆。
这一切,都葬送在英夷法夷的一把无情火中了。
因此,比起普通的宗室、朝臣,她们的痛,实在更深。关卓凡说“时至今日,两宫皇太后每一思之,尤锥心泣血”,不算言过其词。
也因此,她们的报仇雪耻之念,更加执着。
尤其是慈禧。她性格刚强而敏感,一口闷气郁结在胸膈间焚灼心肺,始终咽不下去。这口气不出,百年之后,何以对列祖列宗?
原时空。慈禧的对外政策。经过各种舆论的反复涂抹。到了后世,已经基本变成了“卖国求荣”四字。
不论在原时空还是本时空,关卓凡都不得不说:这真是“厚诬古人”。
慈禧主政的后期,确实昏招迭出,国家欲振乏力,江河日下,外侮愈甚。典守者不能辞其咎,慈禧是有重大历史责任的。但是。“卖国”二字,却怎么也安不到慈禧的头上。
一系列不平等条约,是打了败仗的必然结果,换了谁可以不签?从二十一世纪传送一个愤青过来,就可以不签吗?
打输了还不认账?那就继续打!如是,只会输得更惨,丢掉的东西更多。
追责,是要追“为什么打输了仗”?而不是追“为什么签不平等条约”——倒末为本,莫此为甚。
事实上,慈禧是晚清最坚定的主战派。从辛酉垂帘到戊申薨逝,这一点一以贯之。从未改变。不然,也不会闹出庚子拳乱对万国宣战这种荒唐事情。
慈禧的问题,在于昧于形势,不能客观分析判断敌我力量对比,不晓得自己手里到底有多少牌,总以为“民气可用”,只要“切实整顿”,就能给洋鬼子好看。可惜,“切实整顿”固然做不来,“民气”也并不真的可用。于是,只好打一仗,输一仗。
慈禧主政的大半时间,具体的政务,中央的掌握在恭王手里,地方的关键则是李鸿章,偏偏这两个人,是地道的主和派。
恭王和李鸿章,比之慈禧,见识更广,也更加开通。他们主和,一半出于对内外形势、敌我力量的正确评估;但另一半,这两个人,也各有各的问题。
如果没有庚申、辛酉的变乱,恭王会一直被他四哥压着,永无出头之日。我们无法揣测恭王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,但可以肯定,对英法犯境、明园被焚的感受,恭王和他的两个嫂子,必然大不相同。
另外,自黜落复出以后,恭王锐气大失,遇事畏首畏尾,敷衍了事。年纪愈大,这个情形愈严重,到了后来,颓唐萎靡,甚至连军机处都懒得去了,有事就在府中办理。当然,所谓“办理”,亦不过身在其位,有的事情实在躲不过,胡乱塞责而已。
这样的一个人,要他“十年生聚,十年教训”,怎么可能?!
原时空,光绪十年,即1884年,恭王第二次被黜落。时值中法战争,恭王和慈禧政见不合,慈禧主战,恭王主和,对“上头”交办的事情毫不起劲,阴奉阳违——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,最关键还是恭王萎靡不振,遇事推诿,什么主张也不肯拿出来,慈禧一忍再忍,终于忍无可忍。
而李鸿章,是地道的功名利禄之士。这并不是说,李少荃做官做事,就不为国家谋;但摆在第一位的,一定是他自身的利益。前文说过,原时空,李鸿章打完捻子,便再也不愿意领军作战了。他对办海防、办水师很有兴趣,但对把这些工作的成果投入实战,自始至终,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积极性。
在李鸿章的眼中,一旦开战,打烂的,都是他自己的瓶瓶罐罐。
李鸿章最关心的,还是借办海防、办水师之机,扩大自己的势力;同时在其中上下其手,为个人获取最多的利益。
李鸿章办实业,也差不多是这个路子。
李鸿章对“报仇雪耻”神马的,一定是没有兴趣的。因为,那不是他自己的仇,不是他自己的耻。
原时空,有这两位做领袖,“洋务运动”终究不能成功,其实并不稀奇。
真要和外国见仗了,这两位,一个是见困难就让,一个则根本不想打仗,怎么可能不“主和”?
特别是在敌人看起来比自己更加强大的时候。
原时空,晚清的对外战争,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异常滑稽的局面:主战最力的,都是保守派,既不知己,亦不知彼,只擅空谈;真正的聪明人,见识广的,脑子开通的,有本事的,都往后躲,都一味主和。
到了不能不开战的时候,两派之间,不但不能精诚合作,还互相拆台,彼此掣肘。先不说军队的战斗力了,单是主事者如此一副德性,这仗,如何才能打得赢?
了解了原时空的这些情形,我们便更能了解,本时空,领袖中枢的关卓凡,既锐意改革进取,又执念于雪国耻、报家仇,其对国家,对深宫之中的两位太后,意义何在了。
关卓凡在会议上的表现,本已足够慷慨激昂;传入宫中之后,经过李莲英等人的添油加醋,关贝勒的伟光正形象,几乎已变成了神祇下凡,做怒目金刚状,只手擎天了。
姐俩独对的时候,慈安尤不住拭泪,说道:“难得他有这个志气!”
慈禧目光炯炯,说道:“他有这个志气,咱们姐俩,自然要成全他!”
慈安说道:“唉,真要有那么一天,大仇得报,我就算第二天去见先帝,心里也是妥帖的!”
慈禧少见地没有责备姐姐“死啊活啊”不吉利,而是站起身来,来回踱了几步,努力平静自己激动的心情。
慈禧转过身来,轻声说道:“姐姐,实话实说,我也是这个心思。”
她拿起十锦槅子上的一本《治平宝鉴》,说道:“前儿翁同龢‘进讲’,讲了宋朝一个叫陆游的写的一首诗,嗯,名字好像是……《示儿》,你还记得么?”
慈安歉然一笑,摇了摇头。这些诗啊词啊什么的,母后皇太后实在是记不住的。
慈禧自失地一笑,说道:“和宋打仗的,是金国,是女真人,说起来,还是咱们的……不过,抛开这一层,这首诗中有两句,我觉得,特别契合眼下的局面和……心境。”
慈安问道:“是哪两句啊?”
慈禧缓缓说道:“‘王师北定中原日,家祭无忘告乃翁’——姐姐,这个国家,咱们就交给他了,盼着他能够不辜负咱们的心意,有朝一日,报得国家君父之大仇。到时候,咱们告祭列祖列宗,这辈子,真就再没有什么缺憾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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