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十六章 和樱天皇
和宫提出的要求,全部是关于起居服用的,就是说,都是“生活”方面的,没有“政治”方面的要求――这是她聪明的地方。,.,
和宫不懂政治,她聪明的地方在于她晓得自己不懂政治,因此也就不去碰触政治。连舅舅桥本实丽随行西渡,她都知道是不妥当的,又怎么会再去提出更敏感的政治要求呢?
她之所以坚持“攘夷”,并不是她自己对“攘夷”有什么执念,而只是为完成兄长孝明天皇的嘱托和履行皇室加诸在她身上的义务。
离开日本,西渡中国,“攘夷”这个本不堪承受的千斤重担自然烟消云散;另外,想来中国不会再有人逼自己以“江户风”为人处事了,几年来的身心俱疲,在异国他乡,是不是反倒可以消解了?
既然“天子诸艺能事,第一御学问也”――那好吧,我就埋首诗词歌赋好了。
这本来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感兴趣的事情。
这一辈子也许再也回不到日本,可嫁到江户,不也像王昭君和亲匈奴一样,再也回不到京都去了吗?
就算咫尺,也是天涯。
所以,又有什么区别呢?
这些“生活上的事情”,按理不需要和宫和关卓凡两人亲自交涉,正常的做法应该是庭田嗣子向幕府提出来,幕府再转告中国方面。可是和宫和她身边的人根本不信任幕府,而幕府也实在不值得信任。
当初下嫁的时候,皇室也提出了“要以京都宫廷礼仪待公主”这样的条件。在京都的时候。幕府什么都答应下来。一俟把和宫接到江户后就变了脸。什么都要按江户的规矩来,气得和宫身边的女官们大骂幕府“骗子”。
如果请幕府居中,难保他们不再做点什么手脚。至于幕府办事效率的低下,那是更加不必提了。
所以,和宫才会要求亲自和关卓凡会面,该提的要求,当面提出来。
最后,和宫神情犹豫。迁延了好一会儿,终于下定了决心,开口说道:“有一件事,要请教贝子,是关于有栖川宫的……”
说到这儿,不晓得接下来该如何措辞,只好打住,脸都憋得红了。
关卓凡缓缓说道:“在下离开‘御座之间’后,便知会京都方面,开释有栖川宫。请他回府蛰居。”
和宫神情复杂地看了关卓凡片刻,然后。深深地俯下身去。
和宫的登基典礼,是在江户举行的。之所以这么安排,是要借此削弱京都的“皇都”的地位和作用――幕府和中国方面都是这个意思。不过,对外当然另有说法:京都“御所”焚于大火,别说举行新帝的登基大典了,天皇陛下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。
“御所”不是第一次“焚于大火”,以前遇到这种情况,天皇都是暂时驻跸级别最高的公卿――关白或摄政的家里。不过,现在没人敢提这种“故事”了。
和宫亲子内亲王践祚,承继大统,为日本第一百二十三代天皇,改元“交泰”。
“交泰”二字,源于《易经》的《泰》卦:“天地交而万物通,上下交而其志同。”用这两个字做年号,取其“君臣上下交融,则国泰民安”之意。
今上天皇为日本历史上的第九位女天皇。
多年之后,天皇陛下薨逝,乃取大行皇帝龙潜之时的宫号“和”,再加上上一位女性天皇后樱町天皇的“樱町”二字,并在一起,谥为“和樱町天皇”。
不过,不知道为什么,在天皇生前,人们习惯称这位女天皇为“和樱天皇”。
有人认为,“和樱”是“和樱町”的简称;也有人认为,这个说法站不住脚,“樱町”是宫殿的名字,怎么能简化为“樱”?更重要的是,“和樱町”是谥号,怎么可能在生前就早早地流行开来?“和樱”和“和樱町”应该没有什么关系。
也有人称女天皇为“交泰天皇”――不过这个称呼并不流行。
这位“和樱町天皇”今后在本书出场,如果要提到称号,为行文方便,一律称为“和樱天皇”。
天皇登基之后,随即发布了一道敕令,中心思想是:“《禁中并公家诸法度》为百世不替之法”,“天子诸艺能事,第一御学问也”。“朕为教化万世,西向就学,大小国政,尽委之征夷大将军”,“公卿百官诸藩,赏罚黜迁,皆出于幕府”。还有,“万国之间,折冲樽俎,订约和战,征夷大将军亦承此敕决之,不待后命。”
这是一份宪法性文件。
天皇以“敕命”的形式,把日本的内政、外交、国防、人事,通通委诸幕府,幕府的相关权力,按《万国公法》,就有了宪法保证。其中,“不待后命”四字,天皇自废批准对外条约的权力,今后就不会再发生类似签署《日米友好通商条约》时那些没完没了的扰攘,有效避免了倒幕派再利用“天皇敕许”对幕府的掣肘和攻击。
讨论这份敕许的草案时,小栗忠顺很想在其中加入“今后天皇敕命皆由幕府发布”之类的字眼,但徐四霖表示反对。
徐四霖认为,将公卿的最后的一点象征性权力完全剥夺,不利建立“统一战线”――京都朝廷现在台上的,可都是佐幕派。另外,这样做,幕府专权的痕迹太重,日本国内会有很大的反弹,包括佐幕诸藩恐怕都会有不少不以为然的。现在大乱方平,天皇西渡,人心惶惶,一切还是要以“安静”为主。
真正的原因是:天皇现在在我手里,如果“天皇敕命皆由幕府发布”,我还能拿手里的这个天皇干什么用?
登基大典之后。女天皇一行登上“富士山号”。第二特混舰队和幕府船队即启程前往大阪。
关卓凡没有安排第二特混舰队的军舰作为女天皇的座舰。是担心舰上的洋人面孔过早地给女天皇以过大的刺激。再有,“富士山号”的船舱是按“和式”风格布置的,也更符合女天皇的生活习惯。
以江户到长崎的海途,本来舰队是不需要在半途停靠大阪的,之所以先到大阪,是因为关卓凡答应了女天皇唯一一个“政治性要求”:去国之前,回京都拜祭皇考和皇兄。
皇考仁孝天皇也罢了,皇兄孝明天皇其实还没有来得及下葬。唉。
京都是女天皇的故乡。四年前和宫下嫁,首途关东之时,十五岁的内亲王以为再也不能生返故乡,泪眼婆娑,曾赋和歌曰:
此身虽可怜惜,为君为民之故,且散做武野藏的朝露吧。
想不到四年之后,又踏上了故乡的土地。
可不久就要去国了。
这一次,不但可能不能生返故乡,甚至可能不能生返故国。
我的命运。就是朝露和浮萍吗?
长崎。
启程归国的前一天晚上,关卓凡以一向的习惯。拧亮煤气灯,摊开纸笔,做“阶段总结”。
长州藩覆亡,倒幕派皇族、公卿团灭,日本的倒幕力量被重重击倒在地,短时间之内难以翻身爬起。本时空,永远不会再有“明治维新”这四个字,类似的革新被无限期地后推,在中国重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之前,来自日本的可能的干扰被最小化了。
幕府有可能扮演原时空明治政府的角色吗?
不可能。
就像之前分析过的那样,幕府的“改制”,就是换汤不换药,就是在肌体的表面涂抹一点红药水,皮肤下面,什么也没有改变,骨子里就更加不用说了。二次长州征伐,“西法”训练的幕府军的表现,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。
某种意义上,幕府的“改制”,还不如原时空中国的“洋务运动”。中国好歹名义上还是个中央集权国家,而按近现代国家标准,“幕藩体制”的日本,甚至不能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。
不废“幕藩体制”,日本永不可能迈入近现代国家的门槛;可是,“幕藩体制”是幕府的生存根基,废“幕藩体制”,日本可能新生,可幕府就是自杀了。
所以,幕府统治日本一天,日本没戏一天。
但是,幕府不可能长时间地有效地统治日本。
迫在眉睫的危机解除,幕府上下兴高采烈,以为“天下从此大定”。但关卓凡却认为,幕府只是暂时渡过难关,按下葫芦浮起瓢,第一个火头暂时熄灭了,第二个火头很快就会烧起来。
这“第一个火头”,是地方武士向幕府夺权;这“第二个火头”,则是来自于底层人民的反抗。
天保四年,即1833年,日本各地大饥,史称“天保饥馑”。饥荒持续至天保八年,即1837年,情况恶化,终于爆发了大盐平八郎领导的贫民暴动。
从那时开始,大大小小的“一揆”便此起彼伏,时至今日,有愈演愈烈之势。
“一揆”,日语表示人民对领主的反抗,即“暴动、起义”之意。
这是我们熟悉不过的王朝末期的景况,而幕府的“开国”,相当程度上加重了这一局面。
西洋资本和技术的涌进,传统手工业者无法招架,纷纷破产;生丝、棉花、茶叶等商品大量出口,导致国内物资短缺,物价因而上涨。而且这种物价的上涨具有强烈的传导性,最终致使并不出口的大米的价格也大幅上涨。
日本国内银贵金贱,洋商便用国际比价低廉的白银在日本大肆套购黄金,使日本各藩藩库的黄金储备迅速告磬。为挽救财政危机,各藩只好降低新铸的货币的含金量,或者滥发“藩札”――相当于纸钞,造成严重的货币贬值。
物价上涨、货币贬值互相作用,使通货膨胀愈来愈严重。
农民、普通市民、下级武士,都陷入了急剧的贫困化。
第二次长州征伐的庞大的军费开支,使幕府和参战各藩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;为支付军费就不得不增加赋税,人民的生活愈加困苦。
第二次长州期征伐间,大和国宇陀郡、安艺国佐伯郡、赞歧国多度郡、隐歧国原田郡等地,接连爆发农民暴动;大阪、兵库,也发生了城市贫民的骚乱。
就在关卓凡进入江户内城的时候,江户发生了要求“平抑物价、救济穷民”的“请愿”事件,只不过幕府拼命捂着,没让关贝子亲眼看到而已。
轩军撤出日本之后,日本会发生大规模的“一揆”吗?
非常有可能,届时,不但武士阶层会参与,寺庙宗教势力也很有可能介入。
倒幕势力会趁机再次发难,甚至夺取“农民运动的领导权”,“窃取革命胜利果实”。
日本乱一乱,关卓凡并不反对,而且,乱的愈久愈好;关卓凡反对的,是“由乱而治”,是“大乱后大治”。
还有一种可能:萨摩藩等“进步力量”无心继续倒幕,但又不愿和幕府绑在一块下沉,于是加速离心倾向,最终要求独立。
这也不错,如果萨摩藩们真有这个志向,不妨暗中推上一把。
当初幕府提议“封建萨摩”,岛津久光不是怦然心动了吗?
时过境迁,没有长州藩需要“分而治之”,萨摩藩想独立,幕府自然是不干的。那么双方只好开打――这一次俺们中国就不参合啦――没有外援,幕府自然不是萨摩藩的对手,仗打完了,中国出面调停,萨摩藩也就顺理成章地独立了。
其他各藩,最好有样学样,日本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许多小国组成的地道的“邦联”。
如是,来自日本的麻烦便永久性地消除了。
算盘打得挺响,真要做起来,难说能走到哪一步。嗯,一步一步来吧。
西征日本,直接的收获:
从“长州灭商事件”中刮来的上千万两白银。
日本海关的百分之五十的控制权――另外的百分之五十,是美国人的。
从幕府那里拿来的,一大堆日本国内商事“专营权”,“买办”就是大浦庆了。
一女一男两位人才。女是楠本稻,男是大村益次郎。
大村益次郎最终同意为关贝子效力――如果他不愿意,关卓凡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他。这个人,反正是绝对不能留给日本的。
还有一位美女天皇。
嗯,不算少了。
(《乱清》第七卷《血樱》完结,明天开更第八卷《无限风光在险峰》)
*(未完待续。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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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宫不懂政治,她聪明的地方在于她晓得自己不懂政治,因此也就不去碰触政治。连舅舅桥本实丽随行西渡,她都知道是不妥当的,又怎么会再去提出更敏感的政治要求呢?
她之所以坚持“攘夷”,并不是她自己对“攘夷”有什么执念,而只是为完成兄长孝明天皇的嘱托和履行皇室加诸在她身上的义务。
离开日本,西渡中国,“攘夷”这个本不堪承受的千斤重担自然烟消云散;另外,想来中国不会再有人逼自己以“江户风”为人处事了,几年来的身心俱疲,在异国他乡,是不是反倒可以消解了?
既然“天子诸艺能事,第一御学问也”――那好吧,我就埋首诗词歌赋好了。
这本来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真正感兴趣的事情。
这一辈子也许再也回不到日本,可嫁到江户,不也像王昭君和亲匈奴一样,再也回不到京都去了吗?
就算咫尺,也是天涯。
所以,又有什么区别呢?
这些“生活上的事情”,按理不需要和宫和关卓凡两人亲自交涉,正常的做法应该是庭田嗣子向幕府提出来,幕府再转告中国方面。可是和宫和她身边的人根本不信任幕府,而幕府也实在不值得信任。
当初下嫁的时候,皇室也提出了“要以京都宫廷礼仪待公主”这样的条件。在京都的时候。幕府什么都答应下来。一俟把和宫接到江户后就变了脸。什么都要按江户的规矩来,气得和宫身边的女官们大骂幕府“骗子”。
如果请幕府居中,难保他们不再做点什么手脚。至于幕府办事效率的低下,那是更加不必提了。
所以,和宫才会要求亲自和关卓凡会面,该提的要求,当面提出来。
最后,和宫神情犹豫。迁延了好一会儿,终于下定了决心,开口说道:“有一件事,要请教贝子,是关于有栖川宫的……”
说到这儿,不晓得接下来该如何措辞,只好打住,脸都憋得红了。
关卓凡缓缓说道:“在下离开‘御座之间’后,便知会京都方面,开释有栖川宫。请他回府蛰居。”
和宫神情复杂地看了关卓凡片刻,然后。深深地俯下身去。
和宫的登基典礼,是在江户举行的。之所以这么安排,是要借此削弱京都的“皇都”的地位和作用――幕府和中国方面都是这个意思。不过,对外当然另有说法:京都“御所”焚于大火,别说举行新帝的登基大典了,天皇陛下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。
“御所”不是第一次“焚于大火”,以前遇到这种情况,天皇都是暂时驻跸级别最高的公卿――关白或摄政的家里。不过,现在没人敢提这种“故事”了。
和宫亲子内亲王践祚,承继大统,为日本第一百二十三代天皇,改元“交泰”。
“交泰”二字,源于《易经》的《泰》卦:“天地交而万物通,上下交而其志同。”用这两个字做年号,取其“君臣上下交融,则国泰民安”之意。
今上天皇为日本历史上的第九位女天皇。
多年之后,天皇陛下薨逝,乃取大行皇帝龙潜之时的宫号“和”,再加上上一位女性天皇后樱町天皇的“樱町”二字,并在一起,谥为“和樱町天皇”。
不过,不知道为什么,在天皇生前,人们习惯称这位女天皇为“和樱天皇”。
有人认为,“和樱”是“和樱町”的简称;也有人认为,这个说法站不住脚,“樱町”是宫殿的名字,怎么能简化为“樱”?更重要的是,“和樱町”是谥号,怎么可能在生前就早早地流行开来?“和樱”和“和樱町”应该没有什么关系。
也有人称女天皇为“交泰天皇”――不过这个称呼并不流行。
这位“和樱町天皇”今后在本书出场,如果要提到称号,为行文方便,一律称为“和樱天皇”。
天皇登基之后,随即发布了一道敕令,中心思想是:“《禁中并公家诸法度》为百世不替之法”,“天子诸艺能事,第一御学问也”。“朕为教化万世,西向就学,大小国政,尽委之征夷大将军”,“公卿百官诸藩,赏罚黜迁,皆出于幕府”。还有,“万国之间,折冲樽俎,订约和战,征夷大将军亦承此敕决之,不待后命。”
这是一份宪法性文件。
天皇以“敕命”的形式,把日本的内政、外交、国防、人事,通通委诸幕府,幕府的相关权力,按《万国公法》,就有了宪法保证。其中,“不待后命”四字,天皇自废批准对外条约的权力,今后就不会再发生类似签署《日米友好通商条约》时那些没完没了的扰攘,有效避免了倒幕派再利用“天皇敕许”对幕府的掣肘和攻击。
讨论这份敕许的草案时,小栗忠顺很想在其中加入“今后天皇敕命皆由幕府发布”之类的字眼,但徐四霖表示反对。
徐四霖认为,将公卿的最后的一点象征性权力完全剥夺,不利建立“统一战线”――京都朝廷现在台上的,可都是佐幕派。另外,这样做,幕府专权的痕迹太重,日本国内会有很大的反弹,包括佐幕诸藩恐怕都会有不少不以为然的。现在大乱方平,天皇西渡,人心惶惶,一切还是要以“安静”为主。
真正的原因是:天皇现在在我手里,如果“天皇敕命皆由幕府发布”,我还能拿手里的这个天皇干什么用?
登基大典之后。女天皇一行登上“富士山号”。第二特混舰队和幕府船队即启程前往大阪。
关卓凡没有安排第二特混舰队的军舰作为女天皇的座舰。是担心舰上的洋人面孔过早地给女天皇以过大的刺激。再有,“富士山号”的船舱是按“和式”风格布置的,也更符合女天皇的生活习惯。
以江户到长崎的海途,本来舰队是不需要在半途停靠大阪的,之所以先到大阪,是因为关卓凡答应了女天皇唯一一个“政治性要求”:去国之前,回京都拜祭皇考和皇兄。
皇考仁孝天皇也罢了,皇兄孝明天皇其实还没有来得及下葬。唉。
京都是女天皇的故乡。四年前和宫下嫁,首途关东之时,十五岁的内亲王以为再也不能生返故乡,泪眼婆娑,曾赋和歌曰:
此身虽可怜惜,为君为民之故,且散做武野藏的朝露吧。
想不到四年之后,又踏上了故乡的土地。
可不久就要去国了。
这一次,不但可能不能生返故乡,甚至可能不能生返故国。
我的命运。就是朝露和浮萍吗?
长崎。
启程归国的前一天晚上,关卓凡以一向的习惯。拧亮煤气灯,摊开纸笔,做“阶段总结”。
长州藩覆亡,倒幕派皇族、公卿团灭,日本的倒幕力量被重重击倒在地,短时间之内难以翻身爬起。本时空,永远不会再有“明治维新”这四个字,类似的革新被无限期地后推,在中国重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之前,来自日本的可能的干扰被最小化了。
幕府有可能扮演原时空明治政府的角色吗?
不可能。
就像之前分析过的那样,幕府的“改制”,就是换汤不换药,就是在肌体的表面涂抹一点红药水,皮肤下面,什么也没有改变,骨子里就更加不用说了。二次长州征伐,“西法”训练的幕府军的表现,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。
某种意义上,幕府的“改制”,还不如原时空中国的“洋务运动”。中国好歹名义上还是个中央集权国家,而按近现代国家标准,“幕藩体制”的日本,甚至不能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。
不废“幕藩体制”,日本永不可能迈入近现代国家的门槛;可是,“幕藩体制”是幕府的生存根基,废“幕藩体制”,日本可能新生,可幕府就是自杀了。
所以,幕府统治日本一天,日本没戏一天。
但是,幕府不可能长时间地有效地统治日本。
迫在眉睫的危机解除,幕府上下兴高采烈,以为“天下从此大定”。但关卓凡却认为,幕府只是暂时渡过难关,按下葫芦浮起瓢,第一个火头暂时熄灭了,第二个火头很快就会烧起来。
这“第一个火头”,是地方武士向幕府夺权;这“第二个火头”,则是来自于底层人民的反抗。
天保四年,即1833年,日本各地大饥,史称“天保饥馑”。饥荒持续至天保八年,即1837年,情况恶化,终于爆发了大盐平八郎领导的贫民暴动。
从那时开始,大大小小的“一揆”便此起彼伏,时至今日,有愈演愈烈之势。
“一揆”,日语表示人民对领主的反抗,即“暴动、起义”之意。
这是我们熟悉不过的王朝末期的景况,而幕府的“开国”,相当程度上加重了这一局面。
西洋资本和技术的涌进,传统手工业者无法招架,纷纷破产;生丝、棉花、茶叶等商品大量出口,导致国内物资短缺,物价因而上涨。而且这种物价的上涨具有强烈的传导性,最终致使并不出口的大米的价格也大幅上涨。
日本国内银贵金贱,洋商便用国际比价低廉的白银在日本大肆套购黄金,使日本各藩藩库的黄金储备迅速告磬。为挽救财政危机,各藩只好降低新铸的货币的含金量,或者滥发“藩札”――相当于纸钞,造成严重的货币贬值。
物价上涨、货币贬值互相作用,使通货膨胀愈来愈严重。
农民、普通市民、下级武士,都陷入了急剧的贫困化。
第二次长州征伐的庞大的军费开支,使幕府和参战各藩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;为支付军费就不得不增加赋税,人民的生活愈加困苦。
第二次长州期征伐间,大和国宇陀郡、安艺国佐伯郡、赞歧国多度郡、隐歧国原田郡等地,接连爆发农民暴动;大阪、兵库,也发生了城市贫民的骚乱。
就在关卓凡进入江户内城的时候,江户发生了要求“平抑物价、救济穷民”的“请愿”事件,只不过幕府拼命捂着,没让关贝子亲眼看到而已。
轩军撤出日本之后,日本会发生大规模的“一揆”吗?
非常有可能,届时,不但武士阶层会参与,寺庙宗教势力也很有可能介入。
倒幕势力会趁机再次发难,甚至夺取“农民运动的领导权”,“窃取革命胜利果实”。
日本乱一乱,关卓凡并不反对,而且,乱的愈久愈好;关卓凡反对的,是“由乱而治”,是“大乱后大治”。
还有一种可能:萨摩藩等“进步力量”无心继续倒幕,但又不愿和幕府绑在一块下沉,于是加速离心倾向,最终要求独立。
这也不错,如果萨摩藩们真有这个志向,不妨暗中推上一把。
当初幕府提议“封建萨摩”,岛津久光不是怦然心动了吗?
时过境迁,没有长州藩需要“分而治之”,萨摩藩想独立,幕府自然是不干的。那么双方只好开打――这一次俺们中国就不参合啦――没有外援,幕府自然不是萨摩藩的对手,仗打完了,中国出面调停,萨摩藩也就顺理成章地独立了。
其他各藩,最好有样学样,日本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许多小国组成的地道的“邦联”。
如是,来自日本的麻烦便永久性地消除了。
算盘打得挺响,真要做起来,难说能走到哪一步。嗯,一步一步来吧。
西征日本,直接的收获:
从“长州灭商事件”中刮来的上千万两白银。
日本海关的百分之五十的控制权――另外的百分之五十,是美国人的。
从幕府那里拿来的,一大堆日本国内商事“专营权”,“买办”就是大浦庆了。
一女一男两位人才。女是楠本稻,男是大村益次郎。
大村益次郎最终同意为关贝子效力――如果他不愿意,关卓凡会毫不犹豫地杀掉他。这个人,反正是绝对不能留给日本的。
还有一位美女天皇。
嗯,不算少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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