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一五章 我要办真正的军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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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葆桢“闽人办闽事”,不但没把事情办好,还间接地把北洋舰队变成了“福建帮”。刘步蟾、林曾泰这班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的闽籍将领,拉帮结派,一面架空提督丁汝昌,一面排斥舰队“总查”琅威理。
琅威理是英国人,赏提督衔,总责北洋舰队训练。这是一个有真本事的,却因性格刚烈,治军严明,闽籍官佐素以之为苦。矛盾累积,终于爆发了“撤旗事件”。
1890年初,北洋舰队泊香港过冬。2月24日,提督丁汝昌率一部出巡南海;3月6日,右翼总兵刘步蟾突然下令降提督旗,升总兵旗,以宣示代行指挥舰队。
琅威朗问刘步蟾,丁提督虽然不在香港,但我这个“副提督”还在舰队里,怎么可以降提督旗?二人争执不下,官司打到李鸿章面前。李中堂说,北洋舰队哪有什么“副提督”啊?言下之意自然是支持刘总兵。
朗总查大怒,愤然去职归国。
英国政府也很恼火,拒绝李鸿章另聘英人担任海军顾问的请求,并撤回旅顺港顾问诺加,同时宣布,不再接受中国海军留学生。
这是北洋舰队的命运转折点。琅威理去职后,舰队训练废弛,纪律松懈,军官携眷陆居,士兵去船以嘻,北洋舰队的战斗力迅速下降。
四年后,李鸿章、刘步蟾等,终于吞下了自己种下的恶果。
撤旗事件中,李鸿章之所以支持刘步蟾,根本原因。是朝廷上下对英国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。
关卓凡认为。英国政府接受中国留学生。向中国派出顾问人员,固然希望增强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力,但并无籍此控制中**队之意。这一类事情上,英国人的行为,还是职业的,是符合国际外交规范的。
而我们疑神疑鬼,不肯予客卿真正的信任和礼遇,即不肯真正地自居于学生的地位。如此,又怎么能够真正地学出师来?
后世居然有人认为,“撤旗事件”中,李鸿章、刘步蟾等人,“维护了国家的主权”,真是不知所谓!
历史告诉未来,原时空告诉本时空,请问,关卓凡该怎么办这个福州船政局呢?
首先,关卓凡建议左宗棠带日意格、德克碑两位去西北。“以为强助”。左宗棠是晓事的,答应了。
调开法国人之后。我要用英国人了。
船厂的营运模式,还是用左宗棠当初筹划的路子,聘请洋员总责管理和技术,中国人跟着当学生。这条路子,和上海自贸区船厂的“外资独资”颇有不同。关卓凡认为,第一,两条腿走路是必要的;第二,分工上,自贸区船厂主要负责制造大型船只,马尾船厂主要负责制造小型船只,即先易后难,技术学到手了,再由小船而大船。
马尾船厂的洋监督、洋技师,关卓凡没有费心自己去找,而是直接请英国政府予以推荐。
正常情况下,政府拥有的资源总是最多和最优质的,关卓凡相信英国人在这方面的“职业操守”,不会给自己塞假冒伪劣。何况,自贸区船厂的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,为了拿下上海的船厂,英国人也得在福建的船厂上落十分的心思。
关卓凡在欧洲的资源,比不了美国,虽然也有花旗洋行的欧洲司,但卢卡斯毕竟是普鲁士人,和英国终究隔了一层,而福州船政用英国人是既定的章程。卢卡斯的任务,是对英国政府推荐的人选,进行“背景调查”,做最后“把关”。
船政学堂呢?
第一,要完全独立于船厂。
原时空船政学堂的设立,初衷是为船厂准备人才――这个眼界太狭窄了,使船政学堂沦为船厂的附属,船政学堂办得不伦不类,相当程度根源于此。船厂只能作为学堂的一个“实习基地”,双方之间,不存在任何从属关系。
第二,船政学堂自身再一分为二。
原时空的福州船政学堂,本来就分为“前学堂”、“后学堂”,“前学堂”教授造船、轮机、设计,“后学堂”教授航海及驾驶。这“前学堂”也罢了,知道是教船舶制造的;可是这“后学堂”,您看得出是一间海军学校吗?
怪不得教出一班奇奇怪怪的学生来呢。
分开分开,本时空,“前学堂”易名“福州造船学堂”,“后学堂”易名“福州海军学堂”。
一,部分教师,两校可以共用,但体制上,两校完全独立,互不相属。
二,名实相副,造船的就叫造船,海军的就叫海军。
还有,再也不叫什么“水师”了,名不正则言不顺,从现在开始,培养海洋观念!
课程设置上,关卓凡决定,自己不要玩任何花样,全盘照搬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就好。
为了搬得地道,不变形,不走样,不仅教师,更重要的是,校长也要用英国人。
人选嘛,和船厂一样,请英国政府推荐,花旗洋行欧洲司把关。
学员方面,第一,要全国招生,千万别再办成福州地方学校了;第二,通过入学考试,对学员进行严筛。
这个“入学考试”,除了知识水平――至少得识字吧?更重要的是“素质测试”,即:能不能吃苦?有没有尚武精神?守不守纪律?有没有团队观念?肯不肯接受新鲜事物?
还有,去跑个五里路,看看要花多少时间?
清制一里,大约五百七十六米,五里即二千八百八十米。
如果还以为上这个学堂是为了考八股中举人当官啥的――滚回家去,不送。
入学之后,全军事化作训管理――军校啊!每年操死他几个!受不了的,提前滚蛋!保持淘汰率,不合格的学生,别想混到毕业季,反正决不允许废柴混进革命的队伍!
如此严格,怕不怕找不到足够的生源?
不怕,免学费,包吃住,奖学金,毕业国家分配,怎么可能招不到好学生?
至于留学,关卓凡认为,重要是重要,但有个前提。
这个前提是留学生的“底子”。
如果学生的底子没打好,出去也是“留学垃圾”,回来了“海龟”只好做“海带”,哪敢叫他们真的“带海”?
教训还不够多吗?
学生的底子打好了,出去了才能真正更上层楼。
所以,真正重要的,是先把自己的军校办好。
之所以选择张之洞来主持福州船政,一个重要原因,是关卓凡认为,在原时空,相比实业和新军,张之洞更擅长的,是教育。
张之洞创办了三江师范学堂――南京大学,自强学堂――武汉大学,湖北务农学堂――华中农业大学,湖北工艺学堂――武汉科技大学。
张之洞办教育,是从学前一直办到大学的,“是全梯级”的,除了以上几间字号响亮的高等学府外,还有:湖北武昌幼稚园――中国首个幼儿园,慈恩学堂――南皮县第一中学,广雅书院――广东广雅中学。
全部都是一等一的“名校”。
这是“纵向”,“横向”看,张之洞所办教育,涵盖实业教育、师范教育、国民教育,算是“全方位”。
称张之洞为清末兴教第一人,不过誉。
当然,军事学校有其自身的特点,但教育的原理是共通的,何况张之洞绝非未经干戈的一介书生,他办过团练,打过发捻,也是血里火里过来的。
不过,张之洞毕竟没有还办过洋务,办福州船政,要和英国人密切交道,他需要一个精通英语、熟稔洋务的人做助手。
这个人选并不好找,但关卓凡的运气不坏,机缘巧合,这个人很快就出现了。
居然是在香港的吕氏间接“推荐”的。
吕氏到了香港不久,就给关卓凡写了封信,报告一切平安情形,并委婉地表示思念之意。
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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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葆桢“闽人办闽事”,不但没把事情办好,还间接地把北洋舰队变成了“福建帮”。刘步蟾、林曾泰这班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的闽籍将领,拉帮结派,一面架空提督丁汝昌,一面排斥舰队“总查”琅威理。
琅威理是英国人,赏提督衔,总责北洋舰队训练。这是一个有真本事的,却因性格刚烈,治军严明,闽籍官佐素以之为苦。矛盾累积,终于爆发了“撤旗事件”。
1890年初,北洋舰队泊香港过冬。2月24日,提督丁汝昌率一部出巡南海;3月6日,右翼总兵刘步蟾突然下令降提督旗,升总兵旗,以宣示代行指挥舰队。
琅威朗问刘步蟾,丁提督虽然不在香港,但我这个“副提督”还在舰队里,怎么可以降提督旗?二人争执不下,官司打到李鸿章面前。李中堂说,北洋舰队哪有什么“副提督”啊?言下之意自然是支持刘总兵。
朗总查大怒,愤然去职归国。
英国政府也很恼火,拒绝李鸿章另聘英人担任海军顾问的请求,并撤回旅顺港顾问诺加,同时宣布,不再接受中国海军留学生。
这是北洋舰队的命运转折点。琅威理去职后,舰队训练废弛,纪律松懈,军官携眷陆居,士兵去船以嘻,北洋舰队的战斗力迅速下降。
四年后,李鸿章、刘步蟾等,终于吞下了自己种下的恶果。
撤旗事件中,李鸿章之所以支持刘步蟾,根本原因。是朝廷上下对英国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。
关卓凡认为。英国政府接受中国留学生。向中国派出顾问人员,固然希望增强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力,但并无籍此控制中**队之意。这一类事情上,英国人的行为,还是职业的,是符合国际外交规范的。
而我们疑神疑鬼,不肯予客卿真正的信任和礼遇,即不肯真正地自居于学生的地位。如此,又怎么能够真正地学出师来?
后世居然有人认为,“撤旗事件”中,李鸿章、刘步蟾等人,“维护了国家的主权”,真是不知所谓!
历史告诉未来,原时空告诉本时空,请问,关卓凡该怎么办这个福州船政局呢?
首先,关卓凡建议左宗棠带日意格、德克碑两位去西北。“以为强助”。左宗棠是晓事的,答应了。
调开法国人之后。我要用英国人了。
船厂的营运模式,还是用左宗棠当初筹划的路子,聘请洋员总责管理和技术,中国人跟着当学生。这条路子,和上海自贸区船厂的“外资独资”颇有不同。关卓凡认为,第一,两条腿走路是必要的;第二,分工上,自贸区船厂主要负责制造大型船只,马尾船厂主要负责制造小型船只,即先易后难,技术学到手了,再由小船而大船。
马尾船厂的洋监督、洋技师,关卓凡没有费心自己去找,而是直接请英国政府予以推荐。
正常情况下,政府拥有的资源总是最多和最优质的,关卓凡相信英国人在这方面的“职业操守”,不会给自己塞假冒伪劣。何况,自贸区船厂的谈判已进入关键阶段,为了拿下上海的船厂,英国人也得在福建的船厂上落十分的心思。
关卓凡在欧洲的资源,比不了美国,虽然也有花旗洋行的欧洲司,但卢卡斯毕竟是普鲁士人,和英国终究隔了一层,而福州船政用英国人是既定的章程。卢卡斯的任务,是对英国政府推荐的人选,进行“背景调查”,做最后“把关”。
船政学堂呢?
第一,要完全独立于船厂。
原时空船政学堂的设立,初衷是为船厂准备人才――这个眼界太狭窄了,使船政学堂沦为船厂的附属,船政学堂办得不伦不类,相当程度根源于此。船厂只能作为学堂的一个“实习基地”,双方之间,不存在任何从属关系。
第二,船政学堂自身再一分为二。
原时空的福州船政学堂,本来就分为“前学堂”、“后学堂”,“前学堂”教授造船、轮机、设计,“后学堂”教授航海及驾驶。这“前学堂”也罢了,知道是教船舶制造的;可是这“后学堂”,您看得出是一间海军学校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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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开分开,本时空,“前学堂”易名“福州造船学堂”,“后学堂”易名“福州海军学堂”。
一,部分教师,两校可以共用,但体制上,两校完全独立,互不相属。
二,名实相副,造船的就叫造船,海军的就叫海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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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选嘛,和船厂一样,请英国政府推荐,花旗洋行欧洲司把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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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此严格,怕不怕找不到足够的生源?
不怕,免学费,包吃住,奖学金,毕业国家分配,怎么可能招不到好学生?
至于留学,关卓凡认为,重要是重要,但有个前提。
这个前提是留学生的“底子”。
如果学生的底子没打好,出去也是“留学垃圾”,回来了“海龟”只好做“海带”,哪敢叫他们真的“带海”?
教训还不够多吗?
学生的底子打好了,出去了才能真正更上层楼。
所以,真正重要的,是先把自己的军校办好。
之所以选择张之洞来主持福州船政,一个重要原因,是关卓凡认为,在原时空,相比实业和新军,张之洞更擅长的,是教育。
张之洞创办了三江师范学堂――南京大学,自强学堂――武汉大学,湖北务农学堂――华中农业大学,湖北工艺学堂――武汉科技大学。
张之洞办教育,是从学前一直办到大学的,“是全梯级”的,除了以上几间字号响亮的高等学府外,还有:湖北武昌幼稚园――中国首个幼儿园,慈恩学堂――南皮县第一中学,广雅书院――广东广雅中学。
全部都是一等一的“名校”。
这是“纵向”,“横向”看,张之洞所办教育,涵盖实业教育、师范教育、国民教育,算是“全方位”。
称张之洞为清末兴教第一人,不过誉。
当然,军事学校有其自身的特点,但教育的原理是共通的,何况张之洞绝非未经干戈的一介书生,他办过团练,打过发捻,也是血里火里过来的。
不过,张之洞毕竟没有还办过洋务,办福州船政,要和英国人密切交道,他需要一个精通英语、熟稔洋务的人做助手。
这个人选并不好找,但关卓凡的运气不坏,机缘巧合,这个人很快就出现了。
居然是在香港的吕氏间接“推荐”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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