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十一章 奉恩基金
文祥离开毅勇忠诚贝子府的时候,已是深夜了。
天上飘起了雪花,他坐在轿子里,却血脉贲张,浑身燥热。
激动、兴奋、迷茫、恐惧,几种情愫混杂在一起,他也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?
关卓凡开出来的“盘口”,实实在在地把文祥惊到了:他真的要改革八旗。
关卓凡说道:“背着这个包袱,中国永远也走不快,人家走两步,咱们走一步――人家本来就远远儿地走在咱们前面,这可怎么追?只有人家走两步,咱们走三步、四步,才有可能追得上去!”
“怎么才能走得快?这个和行军打仗一样,‘轻装上阵’!”
“这个道理,回匪都懂。凤翔一役,回匪抛弃老弱辎重,轻骑急窜,如果我不是早已派了一支兵在回匪西逃的路上等着了,还真就给他们逃进了甘肃!”
“狠不下这个心,就只有到时候一块儿同归于尽了!”
关卓凡目光炯炯地说道:“你文博川自然想着,‘这是粉身碎骨的事情’――不错,关某就是报定‘粉身碎骨’这四个字来做这件事情的。做不成,这个大清朝反正是要‘粉身碎骨’的,关逸轩不过先走一步而已!”
关卓凡锐利的目光锥子一般钉在文祥脸上,说道:“文博川,你怎么想啊?”
自己是怎么想来着?记不大清楚了,只记得热血上涌,撩袍子跪下,大声说道:“文祥愿追随贝子,粉身碎骨,在所不计!”
自己许是真的昏了头?
关卓凡的“改革”,不是肃顺那种“扣减钱粮”的小打小闹,而是要引诱、逼迫旗民,将国家将养他们的这一份钱粮。永远放弃,只保留一个名义上的旗籍。
朝廷给的条件主要有两个。
一个是,一次性给予一笔类似于“遣散费”的款子,数目相当于一个旗兵五年的俸银,也即这家旗户未来五年的总收入。这笔钱。大致是三百两银子。
一个是。解除实施了两百多年的对于旗人的从业限制,允许旗户“自谋出路”。同时,“协助生业”。就是给予“就业指导和帮助”。
这个“协助生业”,包括一段时间,大约三至五年内,免缴、少缴各种赋税;国家给予小额的低息甚至无息贷款;无偿提供种子、农具等。
其中,最重要的一条是“开发东三省”。
关卓凡说道:“东北是我朝龙兴之地,进关以后,顺治朝以降,都把东北当做咱们旗人的‘后方基地’。既然是‘基地’,就得用心经营;现在这个样子。千里沃野,就这么白白的荒着,算怎么回事?说句难听点的话,万一哪天咱们在中原立不住脚,退回关外,一大家子。一块儿喝西北风吗?”
清朝对东北的政策,是把东北视作自己的“禁脔”,不许汉人染指。可旗人大多进了关,那么一点子人口,向全国一撒。胡椒面一般,哪里显得出来?更加没有多余的人力开发关外了。
这个政策,早些年还不觉得什么,到了清朝的后期,愈来愈莫名其妙,很多人包括旗人都觉得不对劲。可一来这是“祖制”,轻易动不得;二来旗人自己没这个人手,如果要开发东北,就得允许汉人出关,所以十分纠结。
现在如果像关卓凡说的那样改革八旗,就会有相当的人手腾出来,正好赶到东北去开荒。
关卓凡说道:“博川,你想想,一个东北,认认真真地开发起来,能有多少生发?我估摸着,顶的上小半个中国!”
听着十分美妙,可前提是“改革八旗”。
文祥虽然已经表示“愿追随贝子”、“粉身碎骨,在所不计”,但还是觉得,如果真干,恐怕真的就是“粉身碎骨”了。念及于此,他不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关卓凡知道他为什么叹气,狡黠地一笑:“博川,你放心,这件事情,咱们一定做得成。我和你,都不会那么容易‘粉身碎骨’的。”
文祥精神一振,如果真是这样的话,当然妙之极矣,可关贝子何以有这样的底气呢?
关卓凡的“改革八旗”,其实是对旗人的广大下层开刀,并不直接触动旗人上层的利益。普通旗民既不掌握政权,也没有话语权,他们的声音,得通过本旗的上层,才能传达出来,形成舆论,影响施政。
如果旗人的上层――主要就是宗室,不肯出声的话,普通旗民就是案板上的鱼肉,任关卓凡宰割了。如果是汉人,还得担心他们会不会造反;旗人,连这个担心,都是不必要的。
那么,怎么才能保证宗室们少说两句呢?
当然不能靠吓。关卓凡还没那么大的势力。即便有了,人家嘴上不说,脚底下使绊子,成事不足、败事有余的招,多了去了。
要想法子,叫他们真心实意地拥护“改革”,至少,反对得不是那么坚决。
听起来天方夜谭,可其实说穿了非常简单,一个字,“买”。
中国历朝历代的改革,都是新政动旧政的奶酪,然后激起既得利益者的强烈的反抗,于是改革半路夭折。在农业社会,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,因为生产力有限,奶酪就那么大,我多了,你就少了。不你死我活,分不清爽。
进入工业社会,就不完全是这么回事了。
工业化创造出了大量的新的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。社会财富的增加,从缓慢的代数级数,变成快速的几何级数。社会财富的获取,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由甲转到乙的过程。
就是说,社会财富增加的方式和速度,使新、旧两个阶层,第一次有了共同获益的可能性。
这意味着,关卓凡有了向旧的统治阶层“赎买”支持的可能性。
至少,短时间内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。
把这种可能性“变现”,会在很大程度上,减少改革的阻力。
关卓凡打算筹建一个叫做“奉恩基金”的东西,专门对在京的有爵位的宗室发放“恩俸”,以及为生活困难的闲散宗室提供补贴和低息贷款。
“奉恩基金”的资金来源,在名义上,明确定为:从各地开办的新式工矿企业的盈利中,按比例抽取。
清朝的宗室到了这个时候,生息繁衍,总人数得以万计了。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居住在盛京,主要是远支宗室――这部分关卓凡是不管的。原因很简单:他们实际上是被皇室“监视居住”的对象,没有什么话语权。
关卓凡要对付的,主要是居住在北京的这一部分。
这一部分的宗室,又分成两部分,一小部分有爵位,大部分是所谓“闲散宗室”。
这两部分要区别对待。
身上有爵位的宗室,是真正掌握话语权的。
在京的宗室,身上有爵位的比例很低,远支的比例就更低,有的不过百分之几。这有赖于清朝独特的“降袭”封爵制度。即爵主去世后,他的爵位只能由一个儿子继承,而且,是降一等继承。这样,就有效地避免了前明宗室爵位泛滥的情况。
关卓凡算盘中的“恩俸”,说白了就是给有爵位的宗室发多一份工资。
清朝有爵位的宗室的名义工资,其实并不算高。最高的亲王一年一万两银子,最低的奉恩将军一年不过一百一十两。关卓凡这个固山贝子,瞅着威风得很,一品大员都要下跪请安,但一年俸银不过一千三百两。
而且,爵位的分布,由高而低,完全是一个金字塔形状的走向。塔顶的亲王,不过十来位。
关卓凡算过一笔账,如果仅仅是给这拨人发工资,一年一百万两银子就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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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上飘起了雪花,他坐在轿子里,却血脉贲张,浑身燥热。
激动、兴奋、迷茫、恐惧,几种情愫混杂在一起,他也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?
关卓凡开出来的“盘口”,实实在在地把文祥惊到了:他真的要改革八旗。
关卓凡说道:“背着这个包袱,中国永远也走不快,人家走两步,咱们走一步――人家本来就远远儿地走在咱们前面,这可怎么追?只有人家走两步,咱们走三步、四步,才有可能追得上去!”
“怎么才能走得快?这个和行军打仗一样,‘轻装上阵’!”
“这个道理,回匪都懂。凤翔一役,回匪抛弃老弱辎重,轻骑急窜,如果我不是早已派了一支兵在回匪西逃的路上等着了,还真就给他们逃进了甘肃!”
“狠不下这个心,就只有到时候一块儿同归于尽了!”
关卓凡目光炯炯地说道:“你文博川自然想着,‘这是粉身碎骨的事情’――不错,关某就是报定‘粉身碎骨’这四个字来做这件事情的。做不成,这个大清朝反正是要‘粉身碎骨’的,关逸轩不过先走一步而已!”
关卓凡锐利的目光锥子一般钉在文祥脸上,说道:“文博川,你怎么想啊?”
自己是怎么想来着?记不大清楚了,只记得热血上涌,撩袍子跪下,大声说道:“文祥愿追随贝子,粉身碎骨,在所不计!”
自己许是真的昏了头?
关卓凡的“改革”,不是肃顺那种“扣减钱粮”的小打小闹,而是要引诱、逼迫旗民,将国家将养他们的这一份钱粮。永远放弃,只保留一个名义上的旗籍。
朝廷给的条件主要有两个。
一个是,一次性给予一笔类似于“遣散费”的款子,数目相当于一个旗兵五年的俸银,也即这家旗户未来五年的总收入。这笔钱。大致是三百两银子。
一个是。解除实施了两百多年的对于旗人的从业限制,允许旗户“自谋出路”。同时,“协助生业”。就是给予“就业指导和帮助”。
这个“协助生业”,包括一段时间,大约三至五年内,免缴、少缴各种赋税;国家给予小额的低息甚至无息贷款;无偿提供种子、农具等。
其中,最重要的一条是“开发东三省”。
关卓凡说道:“东北是我朝龙兴之地,进关以后,顺治朝以降,都把东北当做咱们旗人的‘后方基地’。既然是‘基地’,就得用心经营;现在这个样子。千里沃野,就这么白白的荒着,算怎么回事?说句难听点的话,万一哪天咱们在中原立不住脚,退回关外,一大家子。一块儿喝西北风吗?”
清朝对东北的政策,是把东北视作自己的“禁脔”,不许汉人染指。可旗人大多进了关,那么一点子人口,向全国一撒。胡椒面一般,哪里显得出来?更加没有多余的人力开发关外了。
这个政策,早些年还不觉得什么,到了清朝的后期,愈来愈莫名其妙,很多人包括旗人都觉得不对劲。可一来这是“祖制”,轻易动不得;二来旗人自己没这个人手,如果要开发东北,就得允许汉人出关,所以十分纠结。
现在如果像关卓凡说的那样改革八旗,就会有相当的人手腾出来,正好赶到东北去开荒。
关卓凡说道:“博川,你想想,一个东北,认认真真地开发起来,能有多少生发?我估摸着,顶的上小半个中国!”
听着十分美妙,可前提是“改革八旗”。
文祥虽然已经表示“愿追随贝子”、“粉身碎骨,在所不计”,但还是觉得,如果真干,恐怕真的就是“粉身碎骨”了。念及于此,他不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关卓凡知道他为什么叹气,狡黠地一笑:“博川,你放心,这件事情,咱们一定做得成。我和你,都不会那么容易‘粉身碎骨’的。”
文祥精神一振,如果真是这样的话,当然妙之极矣,可关贝子何以有这样的底气呢?
关卓凡的“改革八旗”,其实是对旗人的广大下层开刀,并不直接触动旗人上层的利益。普通旗民既不掌握政权,也没有话语权,他们的声音,得通过本旗的上层,才能传达出来,形成舆论,影响施政。
如果旗人的上层――主要就是宗室,不肯出声的话,普通旗民就是案板上的鱼肉,任关卓凡宰割了。如果是汉人,还得担心他们会不会造反;旗人,连这个担心,都是不必要的。
那么,怎么才能保证宗室们少说两句呢?
当然不能靠吓。关卓凡还没那么大的势力。即便有了,人家嘴上不说,脚底下使绊子,成事不足、败事有余的招,多了去了。
要想法子,叫他们真心实意地拥护“改革”,至少,反对得不是那么坚决。
听起来天方夜谭,可其实说穿了非常简单,一个字,“买”。
中国历朝历代的改革,都是新政动旧政的奶酪,然后激起既得利益者的强烈的反抗,于是改革半路夭折。在农业社会,这是没有法子的事情,因为生产力有限,奶酪就那么大,我多了,你就少了。不你死我活,分不清爽。
进入工业社会,就不完全是这么回事了。
工业化创造出了大量的新的前所未有的社会财富。社会财富的增加,从缓慢的代数级数,变成快速的几何级数。社会财富的获取,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由甲转到乙的过程。
就是说,社会财富增加的方式和速度,使新、旧两个阶层,第一次有了共同获益的可能性。
这意味着,关卓凡有了向旧的统治阶层“赎买”支持的可能性。
至少,短时间内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。
把这种可能性“变现”,会在很大程度上,减少改革的阻力。
关卓凡打算筹建一个叫做“奉恩基金”的东西,专门对在京的有爵位的宗室发放“恩俸”,以及为生活困难的闲散宗室提供补贴和低息贷款。
“奉恩基金”的资金来源,在名义上,明确定为:从各地开办的新式工矿企业的盈利中,按比例抽取。
清朝的宗室到了这个时候,生息繁衍,总人数得以万计了。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居住在盛京,主要是远支宗室――这部分关卓凡是不管的。原因很简单:他们实际上是被皇室“监视居住”的对象,没有什么话语权。
关卓凡要对付的,主要是居住在北京的这一部分。
这一部分的宗室,又分成两部分,一小部分有爵位,大部分是所谓“闲散宗室”。
这两部分要区别对待。
身上有爵位的宗室,是真正掌握话语权的。
在京的宗室,身上有爵位的比例很低,远支的比例就更低,有的不过百分之几。这有赖于清朝独特的“降袭”封爵制度。即爵主去世后,他的爵位只能由一个儿子继承,而且,是降一等继承。这样,就有效地避免了前明宗室爵位泛滥的情况。
关卓凡算盘中的“恩俸”,说白了就是给有爵位的宗室发多一份工资。
清朝有爵位的宗室的名义工资,其实并不算高。最高的亲王一年一万两银子,最低的奉恩将军一年不过一百一十两。关卓凡这个固山贝子,瞅着威风得很,一品大员都要下跪请安,但一年俸银不过一千三百两。
而且,爵位的分布,由高而低,完全是一个金字塔形状的走向。塔顶的亲王,不过十来位。
关卓凡算过一笔账,如果仅仅是给这拨人发工资,一年一百万两银子就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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