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一九章 平均分
小皇帝,小皇帝。
以小皇帝为“黄雀”的念头,关卓凡很早就有,但是,“黄雀行动”之类的计划,只是他对待小皇帝的诸多选项之一,且排位并不靠前。这一选项的排位逐步前移,最终成为第一和唯一选项并付诸实施,是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的。
刚开始的时候,关卓凡对待小皇帝的基本方针,是“观察、了解、影响、控制”。
他要看一看,这个小皇帝,和历史资料中的那个早崩的穆宗皇帝,是否能够对的上号,有没有改变的可能?
当然,是按照关卓凡的想法、符合关卓凡的利益的改变。
为此,他毛遂自荐,入直弘德殿,做了小皇帝“洋务、兵事”功课的师傅。
不过,入直弘德殿,更直接和更重要的目的,还不是“观察、了解、影响、控制”小皇帝,而是以下两个:
其一,为自己上多一道保险。
清朝对于储君和皇子的教育的重视,大约是中国历朝历代之冠,因此,在清朝的政治中,帝师的地位,超然而崇高,某种意义上,帝师的资历,算是一种“丹书铁劵”、“免死金牌”,这一点,到了清朝的中后期,表现得尤其明显。
祺祥政变时,顾命八大臣中的杜翰,是肃顺集团的谋主,打压两宫和恭王的谋划,大多出于其手,慈禧和恭王,衔之次骨。本来,除了肃顺,他们第二个欲杀之而后快的。就是杜翰。可是。因为杜翰的父亲是文宗的师傅杜受田。不但不好杀他,还不好给予过重的处分,法司“议革职戍新疆”,但“诏原之,褫职,免其发遣”。
就是说,从拘留所出来就直接回家了,一天正经的牢也没坐过。
杜翰本人并非帝师。不过是帝师的儿子,就占了偌大的便宜,恭王和慈禧,宁肯去杀载垣和端华这两个铁帽子王,也不来动他。
如果本人就是帝师,待遇就更好一些了。
翁同龢是光绪新政的核心人物,康、梁等人的大后台。戊戌变法,新旧矛盾激化,维新派欲铤而走险,不利于慈禧。袁世凯出首,慈禧发动政变。恢复训政,幽禁德宗,杀六君子,但翁师傅的处分,不过是“革职,永不叙用”,而且,在其逝世五年后的宣统元年,诏复原官,追谥文恭。
宦海沉浮,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,更何况关卓凡做的,改革也好,权争也罢,都会遭遇力道极为猛烈的反抗,有时候甚至是千夫所指,实在是极需要替自己多上一道保险的。
杜翰、翁同龢和政治对手的矛盾,都接近你死我活的程度,落马后,却都因为帝师这个因素而得保首领,帝师,就是关卓凡替自己上的一道保险。
此其一。
其二,以增加小皇帝“兵事、洋务”功课为契机,打压守旧势力,加速推进新政。
“兵事”不是重点,重点是洋务,如果连皇帝都学“洋务”,今后,还有谁不能学、不该学“洋务”的?
这是最好的“标杆”,如果这一关能过去,之后,“新政”就可以大踏步地向前进了。
守旧派的反对如期而至,办个“同文馆”,还要吵得沸反盈天,皇帝学“洋务”,真正是如丧考妣了!
然而,关卓凡布置得宜,抢先一步,封住了守旧派领袖倭仁的嘴,蛇无头不行,守旧派乱了章法,待钟王宣旨,劈头盖脸,将第一个上折反对的詹事府右庶子孙东谋一顿“锥心之诛”后,守旧派气焰大减,不得不消停了下来,关卓凡无惊无险地闯过了新旧之争的第一关。
其三,才轮到“观察、了解、影响、控制”小皇帝。
首先是“观察、了解”:看一看,这个小皇帝,和历史上的穆宗,是否真的是一码事?如是,有没有改变他的可能性?值不值得做出相关的努力?答案如果是否定的话,就要确定:自己有“影响、控制”他的可能性吗?
“原时空那个早崩的穆宗皇帝”,是个什么样子的皇帝呢?
先来看看穆宗的前任、后任们。
有人说过,中国历朝历代皇帝的平均水准,以清朝为最高。这是一个注定会引起争议的说法,但是,若仅以封建社会的维度而言,关卓凡是认同这个说法的。
乾隆之前,国势强盛,对于皇帝水准的争议较小,不去说他了;乾隆以后,国势陵替,内忧外患,但皇帝的水准,依然有可圈可点之处。
中国的大门,是在宣宗手上失守的。这倒不算是他真正的责任——以彼时之时代差距,换了哪个做皇帝,也必定是守不住的。宣宗真正的历史责任在于:战败之后,面对时代大潮,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反思和改变,白白浪费了整整十年的宝贵时光。
不过,“若以封建社会维度而言”,在道德水准这一项上,做人也好,做皇帝也罢,宣宗却几乎是完美无缺的:侍母至孝——还不是生母;自奉至检——到了变态的地步;尊师重道——甚至为此一脚踢死了自己的皇长子。
如果排一个“中国皇帝道德榜”,历朝历代数百位皇帝中,宣宗一定名列前茅。
还有,宣宗虽然保守,但绝不是一个昏庸糊涂、无所作为的皇帝,不然,也不会有禁烟之举了——在当时的情形下,禁烟,其实是帝国一次重大的自我更新和救赎的努力,如果面对的不是英国这个和当时的中国几乎不算一个位面上的对手,未必就不会成功。
晚清的皇帝,文宗大约是被诟病最多的一个了。这位被关卓凡戴上了一顶又一顶绿帽子的皇帝,脾性较之他的老爸,刚刚好倒转了了过来:喜好声色,热爱享受。可是,平心而论,文宗在这上面花的钱,其实是非常有限的,事实上,他坚决支持肃顺的紧缩开支、裁汰冗员的政策,以致八旗上下、朝野内外怨声载道,也为肃顺种下了日后的杀身之祸。可是,不如此,哪里均得出军费来平定洪杨的大乱?
平定洪杨,在慈禧和恭王手上收功,但是,底子却是文宗和肃顺打下来的,不论是裁减八旗钱粮,还是重用曾国藩等汉员,慈禧、恭王都延续了被他们杀掉的肃顺的政策,可以说,肃顺在前面替他们唱了黑脸,做了丑人。
对待外面的世界,文宗和宣宗,一样是保守的,但不能因此就对他们的努力和成绩视而不见。
德宗能力有限,但无论如何,晓得知耻后勇,奋发图强,改革的大方向,也是基本对头的,只是手段过于简单粗暴,步子太大,扯着了蛋。
溥仪退位的时候,还是一个小孩子,不在讨论之列。
穆宗呢?
这么说吧,幸好他亲政一年便早早地挂掉了,不然,一定会大幅度拉低清朝皇帝的平均得分,“中国历朝历代皇帝的平均水准,以清朝为最高”之说法,还能不能够成立,可就得两说了。
清朝的皇帝中,穆宗是一个真正的“异数”。
中国历史上,昏君、暴君,车载斗量,但同为昏君、暴君,大一统王朝的昏君、暴君,和五胡乱华、五代十国等乱世的昏君、暴君,表现的形式是很不一样的。
大一统王朝,制度完善、严密——愈往后愈是如此,皇帝从小就接受良好而严格的教育,不论其本性如何,不论日后变成了多么奇葩的昏君、暴君,在他们刚刚登基的时候,真心也好,假意也罢,都会表现出虚己纳谏、克勤克俭、励精图治等一个好皇帝应该具有的优秀品质。
譬如宋徽宗、明神宗,刚刚继位的时候,全然是一副四有好青年的形象。
唯有穆宗,甫一登基,就迫不及待地表现自己的昏、暴。
*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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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小皇帝为“黄雀”的念头,关卓凡很早就有,但是,“黄雀行动”之类的计划,只是他对待小皇帝的诸多选项之一,且排位并不靠前。这一选项的排位逐步前移,最终成为第一和唯一选项并付诸实施,是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的。
刚开始的时候,关卓凡对待小皇帝的基本方针,是“观察、了解、影响、控制”。
他要看一看,这个小皇帝,和历史资料中的那个早崩的穆宗皇帝,是否能够对的上号,有没有改变的可能?
当然,是按照关卓凡的想法、符合关卓凡的利益的改变。
为此,他毛遂自荐,入直弘德殿,做了小皇帝“洋务、兵事”功课的师傅。
不过,入直弘德殿,更直接和更重要的目的,还不是“观察、了解、影响、控制”小皇帝,而是以下两个:
其一,为自己上多一道保险。
清朝对于储君和皇子的教育的重视,大约是中国历朝历代之冠,因此,在清朝的政治中,帝师的地位,超然而崇高,某种意义上,帝师的资历,算是一种“丹书铁劵”、“免死金牌”,这一点,到了清朝的中后期,表现得尤其明显。
祺祥政变时,顾命八大臣中的杜翰,是肃顺集团的谋主,打压两宫和恭王的谋划,大多出于其手,慈禧和恭王,衔之次骨。本来,除了肃顺,他们第二个欲杀之而后快的。就是杜翰。可是。因为杜翰的父亲是文宗的师傅杜受田。不但不好杀他,还不好给予过重的处分,法司“议革职戍新疆”,但“诏原之,褫职,免其发遣”。
就是说,从拘留所出来就直接回家了,一天正经的牢也没坐过。
杜翰本人并非帝师。不过是帝师的儿子,就占了偌大的便宜,恭王和慈禧,宁肯去杀载垣和端华这两个铁帽子王,也不来动他。
如果本人就是帝师,待遇就更好一些了。
翁同龢是光绪新政的核心人物,康、梁等人的大后台。戊戌变法,新旧矛盾激化,维新派欲铤而走险,不利于慈禧。袁世凯出首,慈禧发动政变。恢复训政,幽禁德宗,杀六君子,但翁师傅的处分,不过是“革职,永不叙用”,而且,在其逝世五年后的宣统元年,诏复原官,追谥文恭。
宦海沉浮,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,更何况关卓凡做的,改革也好,权争也罢,都会遭遇力道极为猛烈的反抗,有时候甚至是千夫所指,实在是极需要替自己多上一道保险的。
杜翰、翁同龢和政治对手的矛盾,都接近你死我活的程度,落马后,却都因为帝师这个因素而得保首领,帝师,就是关卓凡替自己上的一道保险。
此其一。
其二,以增加小皇帝“兵事、洋务”功课为契机,打压守旧势力,加速推进新政。
“兵事”不是重点,重点是洋务,如果连皇帝都学“洋务”,今后,还有谁不能学、不该学“洋务”的?
这是最好的“标杆”,如果这一关能过去,之后,“新政”就可以大踏步地向前进了。
守旧派的反对如期而至,办个“同文馆”,还要吵得沸反盈天,皇帝学“洋务”,真正是如丧考妣了!
然而,关卓凡布置得宜,抢先一步,封住了守旧派领袖倭仁的嘴,蛇无头不行,守旧派乱了章法,待钟王宣旨,劈头盖脸,将第一个上折反对的詹事府右庶子孙东谋一顿“锥心之诛”后,守旧派气焰大减,不得不消停了下来,关卓凡无惊无险地闯过了新旧之争的第一关。
其三,才轮到“观察、了解、影响、控制”小皇帝。
首先是“观察、了解”:看一看,这个小皇帝,和历史上的穆宗,是否真的是一码事?如是,有没有改变他的可能性?值不值得做出相关的努力?答案如果是否定的话,就要确定:自己有“影响、控制”他的可能性吗?
“原时空那个早崩的穆宗皇帝”,是个什么样子的皇帝呢?
先来看看穆宗的前任、后任们。
有人说过,中国历朝历代皇帝的平均水准,以清朝为最高。这是一个注定会引起争议的说法,但是,若仅以封建社会的维度而言,关卓凡是认同这个说法的。
乾隆之前,国势强盛,对于皇帝水准的争议较小,不去说他了;乾隆以后,国势陵替,内忧外患,但皇帝的水准,依然有可圈可点之处。
中国的大门,是在宣宗手上失守的。这倒不算是他真正的责任——以彼时之时代差距,换了哪个做皇帝,也必定是守不住的。宣宗真正的历史责任在于:战败之后,面对时代大潮,没有做出任何有效的反思和改变,白白浪费了整整十年的宝贵时光。
不过,“若以封建社会维度而言”,在道德水准这一项上,做人也好,做皇帝也罢,宣宗却几乎是完美无缺的:侍母至孝——还不是生母;自奉至检——到了变态的地步;尊师重道——甚至为此一脚踢死了自己的皇长子。
如果排一个“中国皇帝道德榜”,历朝历代数百位皇帝中,宣宗一定名列前茅。
还有,宣宗虽然保守,但绝不是一个昏庸糊涂、无所作为的皇帝,不然,也不会有禁烟之举了——在当时的情形下,禁烟,其实是帝国一次重大的自我更新和救赎的努力,如果面对的不是英国这个和当时的中国几乎不算一个位面上的对手,未必就不会成功。
晚清的皇帝,文宗大约是被诟病最多的一个了。这位被关卓凡戴上了一顶又一顶绿帽子的皇帝,脾性较之他的老爸,刚刚好倒转了了过来:喜好声色,热爱享受。可是,平心而论,文宗在这上面花的钱,其实是非常有限的,事实上,他坚决支持肃顺的紧缩开支、裁汰冗员的政策,以致八旗上下、朝野内外怨声载道,也为肃顺种下了日后的杀身之祸。可是,不如此,哪里均得出军费来平定洪杨的大乱?
平定洪杨,在慈禧和恭王手上收功,但是,底子却是文宗和肃顺打下来的,不论是裁减八旗钱粮,还是重用曾国藩等汉员,慈禧、恭王都延续了被他们杀掉的肃顺的政策,可以说,肃顺在前面替他们唱了黑脸,做了丑人。
对待外面的世界,文宗和宣宗,一样是保守的,但不能因此就对他们的努力和成绩视而不见。
德宗能力有限,但无论如何,晓得知耻后勇,奋发图强,改革的大方向,也是基本对头的,只是手段过于简单粗暴,步子太大,扯着了蛋。
溥仪退位的时候,还是一个小孩子,不在讨论之列。
穆宗呢?
这么说吧,幸好他亲政一年便早早地挂掉了,不然,一定会大幅度拉低清朝皇帝的平均得分,“中国历朝历代皇帝的平均水准,以清朝为最高”之说法,还能不能够成立,可就得两说了。
清朝的皇帝中,穆宗是一个真正的“异数”。
中国历史上,昏君、暴君,车载斗量,但同为昏君、暴君,大一统王朝的昏君、暴君,和五胡乱华、五代十国等乱世的昏君、暴君,表现的形式是很不一样的。
大一统王朝,制度完善、严密——愈往后愈是如此,皇帝从小就接受良好而严格的教育,不论其本性如何,不论日后变成了多么奇葩的昏君、暴君,在他们刚刚登基的时候,真心也好,假意也罢,都会表现出虚己纳谏、克勤克俭、励精图治等一个好皇帝应该具有的优秀品质。
譬如宋徽宗、明神宗,刚刚继位的时候,全然是一副四有好青年的形象。
唯有穆宗,甫一登基,就迫不及待地表现自己的昏、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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