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75章 王明之死
第75章王明之死
“西北三马的问题,首先是政治问题,然后才是军事问题。红军和西北三马的斗争,将是长期斗争!任何妄想一战摧毁三马势力,一战解决三马问题的想法,都是极危险的左倾冒险主义。”
八月十八日的军事会议,三马问题自然谈论的焦点。中央红军高层和军方代表,通过会议确认了未来解决三马问题的初步意向:稳妥为主,稳扎稳打,做好打长期战的准备。而用后世比较容易理解的说法:在西北站稳脚,然后通过经济战,消耗战,一步一步地削弱、蚕食三马的潜力,待时机成熟时再一举剿灭。
陕北方向,1935年余下的时光到明年开春这半年的时间,主要的战略重点,还是首先站稳脚跟,然后逐步稳妥地向外扩张势力影响范围,从北面向南边的杨虎城西北军形成军事上的压力。这个时期,红军在这一带的主要战略目标,就是清除这一带“民团”、地主武装、马匪等散乱势力,建立根据地的基层组织,逐步地把西北军的势力,从周边农村中挤出去。
至于西北的三马,尤其是紧临的“宁马”力量,目前其还龟缩在宁夏,暂时不敢妄动,但其若来犯,则坚决地出击消灭。
会议讨论结束后,整个陕北地区,军事上将交由彭帅负责,内政上则由张闻天主持。考虑到当地民众的“承受”力量,以及陕北面对的军事力量,这一带红军暂时只保留两万的军队。
而大量的红军主力,这是则是积囤在从天水到宝鸡这一线的区域。
八月十八日的军事会议,后半程讨论的,就是汉中问题。
从黄克口中,未来的几年,整个西北地区都将是“多灾多难”的“荒年”,当地民众连养活自己都十分困难。在陕甘宁地区,无论打哪路军阀,都不过是把养活十余万红军压力,转嫁给其他贫苦地区的平民。虽然红色政权在廉洁方面远胜这些凶残的军阀,但朝西北发展开打拓空间,并不是解决粮食问题最佳的手段。
“汉中平原才是关键!胡宗南在未来能在西北养兵二十万,主要依靠的就是汉中平原的产出。”
PS:点前面的井符号可看入汉中地图
读过三国的人都知道,陕西南部的汉中,是诸葛亮和姜维,出祁山伐中原的出发地。
由汉中到西安,中间大片山脉阻隔。
具体通道,从西到东,共有五条
第一条就是诸葛亮一出祁山时,夺天水,却因为失街亭而败北的那条古道,若要由天水反攻入汉中,其路线为天水-祁山-陇南(武都)-阳平关-汉中,这一线。这也是这个时期民国常用的一条通道,路况较好,但是缺点是路线最远。从天水到汉中,后世的公路距离就有近四百公里。
第二条路线,则是著名的陈仓古道,不过由于年久失修,荒废多时,民国时期这条道路得到修茸,其出口就在宝鸡市的大散关。
陈仓道从陕西宝鸡至汉中,因秦汉时所置陈仓县而得名,秦岭北侧又有散关控扼山川,故又称散关道。楚汉相争时,刘邦正是采用了韩信“明修栈道,暗渡陈仓”之策略,从陈仓道出兵,一举击败三秦王,占据关中,与巴蜀连成一片,从而奠定了其问鼎天下的根本。
建国后建成的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——宝成铁路的宝鸡至凤县段,民国时期修建的联通西北和西南的大动脉——川陕公路的汉中至凤县段,走的便是古陈仓道。过去胡宗南进出汉中,走的也是这条道。
第三条路线,就是褒斜道,靠西安(长安)侧出口是斜谷(三国演义里曹操鸡肋,斩杨修发生地),其靠汉中侧出口叫“褒谷”。褒斜道位于陈仓道之东,北起眉县斜水谷口,南至褒水,故有此名,诸葛亮出川北伐也多走褒斜道。
褒斜道距离虽比陈仓道近,但还有一条比褒斜道更近的秦岭古道,这就是骆谷道。又叫傥骆道,靠西安(长安)侧出口叫骆谷,汉中侧出口叫傥谷——名气似乎不大,但历史上钟会灭蜀时,走的就是这里和儴斜道这两条路线。
骆谷道北起陕西周至县的西骆水谷,南至傥水,故又称傥骆道,全长240公里,为秦岭所有古道中距离最短者。
骆谷道距离虽短,但行此路却异常艰难。需先后经过西骆水、黑水、湑水、酉水、傥水等多条河谷地带,翻越各河谷之间十八盘岭、秦岭主脊、兴隆岭、牛岭等数座秦岭高大山峰,山高林密,人迹罕至,野兽出没,十分艰险。
而第五条道同样也和三国有关,即三国著名的魏延提出来的,从汉中兵出子午道奇袭长安,这是距离西安最近的一条道。但是这里哪怕是到近代,都处于半开发状态。强走这最后两条路结果,大概和炮党军过野人山差不多。
兵出川北后,红军在甘南一路扫荡,接收胡宗南的地盘时,南方的行军路线,其实开始在为未来进攻汉中做战略预备。
拿下天水之后,这边的红军高层还在开军事会议时,红军第三十军和红五军就已受命南下,夺取天水-祁山-陇南(武都)-阳平关-汉中这一线的中间城市。
一星期后,入关中的红三十军先锋部队,轻易地拿下兵力空虚祁山-陇南(武都)两地,而后更向阳平关进军。
而半个月后,出川的红军主力已兵压宝鸡,和西进的红二十五军会师前,当时的红军也“随手”从杨虎城部手中强行抢下了陈仓古道入关中出口:大散关。原本守大散关的是胡宗南部的地方部队,在得知红军全歼胡宗南部,大军正朝大散关杀来时,守军吓得直接弃关南逃。而后该处被杨虎城短暂接收,谁知握在手里还没过几天,红军主力就杀到关下,再度不战易手。
陈仓古道到手后,红军同样派出一偏师南下,开始向汉中渗透。但也只是把这一片山区,建设成类似川北的游击区。
之所以没有象天水水线的红三十军般,一口气南下二百公里强夺祁山和陇南(武都),主要原因,却在这段时间,薛岳和朱培德先后入汉中了。
在红军全歼胡宗南集团的第二天,喜欢“地图作业”的常凯申打开地图一看,就恐惧地发现,原先胡宗南控制的甘肃东南,即陇右,陇南(武都)之地,以及陕南汉中之地,全部成了“无兵”,可任人跑马圈地的无主之地。
而他身边的德国军事顾问,同样也在这时发出警告,如果不马上采取行动,二十天内,汉中就会易手“白送”给红军。
在心里大骂胡宗南无能,失我陇右陇南,又要令我再失汉中,真是该死!为了救急填补势力上的空白,他首先是调取距离汉中最近的湖北朱培德部的第三军入汉中。但是第三军主力距离陕南汉中较远,此时要过来已来不及。
而红军在全歼胡宗南部后,仅用了六天就直取天水,四天后一只偏师就开始攻打祁山、陇南(武都),进展速度实在太快。
按朱培德第三军的行进速度,等他们赶到汉中早凉了。
汉中自古以来就是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,常凯申深知此地不可失,拿着地图左瞧右看,发现距离汉中最近的本方部队有二。
一是陕西的杨虎城部,他的西北军南下,从宝鸡出发,走陈仓古道,就近十天之内就可以到达汉中,占据地利,保此地无忧——但这样的作法,等于把汉中送给这个“不是自己人”的杂牌军。而在红军即将杀到陕西的时刻再调走西北军主力,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,等于把整个陕西白送给红军!所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
而另一条最现实,也最可行的做法,就是急调正在川中,“进退不得”,鸡胁般尴尬的薛岳部,走历史上的“刘皇叔夺取汉中地路线”,抢在红军主力部队入汉中前填补胡宗南留下来的空白。
但调走薛岳部的第五军,也就意味着,四川这块常凯申含在嘴里的“杂生饭”,要彻底吐出去了。
起初,常凯申是坚决不肯同意这样做的。
四川他想要,汉中也不想丢!
但是当八月十八日,红三十军开始逆行诸葛亮一伐中原的古道向汉中进军时,在周边洋顾问和其他左右地一再警告下,又得知第三军到现在“还在湖北慢慢地爬”的坏消息后,常凯申万分不愿地命令薛岳部紧急驰援汉中。
此时的汉中,已一日三惊。听闻红军将会南下入汉中,当地的豪强地主也在胡宗南残部和常凯申的鼓动下,紧急重建了第一师——此时的第一师,实际上只是套了一个壳子,以汉中的治安部队、天水的逃兵为主体,加上当地各种乱七八槽的地主团练,土豪武装七拼八凑起来,其编号也很“后娘养的”:补充第一师,然后全部塞到阳平关一线。常凯申不指望他们能击退红军,但只要能撑到援军到达就行。
从成都到汉中,有一川陕公路。正好是1935年开始修建,历史上到1936年六月完工。这段时间其实已修好了一小段。本就处于行军状态中的薛岳部第五军没有多拖延,在第一时间就掉头急驰汉中。
而在知道常凯申中央军瘟神要走,四川内各地土军阀们,也一改先前“不合作不反对”的冷漠态度,沿途对薛岳部的92,93师两部“箪食壶浆,欢送王师(瘟神)”,热情得不得了......
抢在红三十军攻占阳平关,打开进入汉中的入口前,薛岳部先一步到达汉中。而这时红军高层方面在确认薛岳成功赶到汉中,闪击汉中的计划流产时。也已意识到,夺取汉中的战略形势还不成熟。命令三十军返回陇南(武都)祁山一线,和薛岳的部队形成“隔着密集的山谷对峙”而后陈仓古道这一线情况也差不多。
到九月时,双方的战略形势这时已初步稳定下来。
从汉中出走三国古道进陕西或甘肃,最西边的两条道,在双方各持一端的前提下,都变成了令人头痛的,类似松潘对峙的战略困境。红军想入汉中难,汉中的薛岳部想过此地入陕也难,双方谁都无法寸进,谁先攻,谁先死,两方只能隔着百公里的秦岭隔离带,对望空耗。
陈仓古道出口,大散关以北以西地区,有超过十万红军盘聚于此。出口被堵,此时的常凯申,要想追剿红军,只老实地走潼关-西安一线,老实地在那儿用上半年的时间囤积兵力粮草后才有可能。强行在
汉中囤积十几万大军,然后再在秦岭山区行军数百里,冲出汉中进入甘南,这里脆弱的补给线根本支持不了。
常凯申再怎么头铁,也不得不承认,他的剿匪长征,已全面失败。进入西北中央军势力虚弱的“朱毛二匪”,现在已有如蛟龙入海,猛虎入林,喘过气来后,很快就会象在江西时一般,“凶猛开始再次的发育”。
九月北方已开始入秋,十月后更将开始降雪转冷,此时大部分主力南方人的中央军,就算是再“热情”剿共,也不可能穿着夏装在冬季入陕甘。
九月份后的常凯申,一边暗中重整旗鼓,调兵潜将,一边假装和谈,却也不得不把“剿匪”大计,放到了第二年。
然后就是和“共匪”们谈判,为了释放第1师与49师那帮废物们的磨嘴皮喷口水时间。
某日,常凯申在日记中记道:
“共匪,又将越剿越多!”
“多年心血,一朝尽丧!胡宗南误我!伍成仁误我!”
宝鸡是红军在陕南力量东边的分界线。
以宝鸡市区为分界线,红军占领了南边和西边所有的山地制高点的有利地形,独独把宝鸡市到西安这一片地的平原地区“让”给了杨虎城。
城市是西北军的,大部分的农村和山区却是红军的。
面对着陕北会师后,总兵力已超过十万,全歼了胡宗南部的红军,杨虎城在宝鸡队的守军部队是“敢怒不敢言”,只能非常憋屈地困守住从宝鸡到西安的几处战略节点,任凭委员长怎么催促,也不肯出兵。
宝鸡周边的几处战略要点,北边的千阳县,西边的新民乡,南边的天台山,陈仓古道出口,此时全在红军的控制掌握中。
攻打红军?那是不可能打的,打死我也不会主动去招惹的!
在中央主力红军到来前,“单挑”都常被刘志丹的陕北红军按在地上痛殴的西北军,哪里有胆子招惹数十倍于刘志丹红军的主力红军。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的数年,西北军围剿刘志丹红军的代价,就是把对手一度打得“枪比人多”。
九月五日,红军在宝鸡,向杨虎城主动释放了一批战俘,共一千人——这批战俘,这批战俘基本都是非战斗兵员的“辅兵”。早在拿下天水后,红军就首先释放了一批“甘陕”本地人,宝鸡释放战俘其实是第二波了。
战俘被释放的当天,宝鸡市记者云集,其中不少是千里迢迢赶来的第1师和49师的家属,更有大批的“外地记者”,有的记者甚至是从上海和北平赶过来的,其中也包括了外国记者。
释放战俘的地点,是在宝鸡城外红军与西北军双方默认“分界线”的交界处。这里以一道干涸的小河沟为界,河东属于西北军,河西则是属于红军,二者之间简单了随便拉了条绳子,就算是隔离带分界线了。
杨虎城带着他的警卫连,身边还围绕着上百名记者,正用极复杂的表情,看着对面那一大片穿着中央军军服的“友军”战俘。
作为一个从底层打爬上来的“老军阀”,杨虎城非常明白“能伸能屈”的道理。半个月前红军大兵压境时,他主动撤出宝鸡外围的战略要地“示好”,同时放任红二十五军过界。而后在双方私下的秘密交流中,形成了现在这样的“红白”分界线。
红军会在宝鸡释放战俘,在一个星期前就通知了杨虎城,由他来做出接应安排。
负责双方交涉的中间沟通人员,却是来自上海的“著名左翼人士”,“真国母”宋庆龄女士为首。第一师成立于黄浦,大量的骨干人员出自广东。由于其是“天子门生”,更是被许多炮党高官视为“登龙门”的“从龙”之地。
松潘之战后,红军这边通过宋庆龄的关系“传个话”,其家属自然而然就跟着她一起坐火车先至西安,然后再从西安转至宝鸡。这群家属人数足足超过了有四百人。
这些高官家属,本身就是支持常凯申的政治力量的基础。个个都有着各种七大姑八大姨,勾连起来,在国民党内的声音非常地大,又有“国母”带头。即使是常凯申,也无法在这个时期阻止他们来宝鸡看望“家人”。
事实上这段时间,常凯申正在焦头烂额中。以汪精卫、胡汉民为首的各种党内势力,最近又不太老实起来,各种变着法子在炮党会议上说怪话,搞小动作,配合着左派势力,各种恶心着常凯申。好不容易被他压服的各路军阀们,除了“老实”的义弟张学良外,其他的各方势力,此时全在蠢蠢欲动。
“我身为民国的委员长,身边一堆猪队友和坑队友,我容易吗?”
此时已从成都飞往汉中坐镇的常凯申,正遥看着宝鸡方向,心里有苦说不出,焦头烂额,狼狈不堪就是他的现状。
松潘-包座战役,对常秃子的“打击”之重,远远超出他的想象。在拆东墙补西墙之下,快要吃到肚子里的四川省,被迫吐了出来。伸向西北地区触手,只余下汉中这一小块孤岛独苗。
红军公开在宝鸡释放战俘,二次揭他的创疤。事前向全世界发出通知,各种幕后黑手暗
中推波助澜,媒体大肆炒作,弄得沸沸扬扬,他想阻止也阻止不了,只能借镇守汉中之名躲在这儿等事情再次冷却。
要看常凯申出丑的,这回可不止是国内的势力,还包括国外的力量。
其中最热情的人,就是苏联和日本。
日本人自然不必说,他们巴不得中国的中央政权分崩离析,重新回复到从前军阀乱战的局面去,常凯申是越狼狈越好。
苏联方面,则是出斯大林同志报复和炫耀的心态。
松潘-包座战役后,廖贝舍夫很快就发现,原本一直黑着脸的斯大林同志,脸上的微笑突然比从前多了不少。不久前,他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电报后,更难得地拿着电报嗬嗬地笑了好几秒。
斯大林同志最近心情好转,自然和中国革命的形势,突然峰回路转有关。更重要的是,斯大林同志“捡回”了部分被人“丢掉”的“面子”和洗掉了身上大量的“污水”。
出于保密的原因,在共产国际的内部通报里,“张国焘是叛徒”,这一案件的揭发者,是苏联自己,是斯大林同志英明的遥控指挥,抓住了这个潜伏在红军内部最大的叛徒,这全是他的功劳。
其次,中国革命过去“连续失败”的原因真相,也找到了。
并不是外面一直私下“谣传”的共产国际(斯大林)乱指挥,而是某些人自以为是地乱来,乱改电报,借“斯大林”之名乱发指示,假传圣旨。这些人是叛徒,是特务,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害群之马,他们现在已经被揪出来了!
我,斯大林,被甩了很多年的黑锅,不该背的黑锅终于甩掉了!
第三,就是松潘包座之战的神奇反转,斯大林同志终于把多年前四一二后,被常凯申抽肿的脸一事,狠狠地报复回来了。
包座战役爆发时,斯大林就极关心那儿的进展,在他听到中国方面传来伍豪,李润石纷纷被俘的情报后,起初大惊,一番急电过去,很快得知这是“假的”,而且还被告知几天后就会有“神反转”,而后“神反转”也如期发生,直把常凯申的脸打得肿得多日不敢见人。
而斯大林在得到第一师全军覆没的消息后,当晚是开心地喝了一大杯伏特加。
出于报复常凯申的心态,斯大林指示苏联特工在各国媒体多报道此事。把前后的反转变化一事,当成国际笑话广泛宣传,让常凯申的脸直接丢到国际去了——也幸好常凯申手下怕他知道此事后气得杀人,联手装傻瞒着他......
心情极佳的斯大林,在把电报递给廖贝舍夫,让他也看看过瘾之后,他对秘书道:“这份电报的内容,一定不是中国的那些老同志想出来的,极有可能那个神秘的海蛇手笔。”
廖贝舍夫不解地问道: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这电报的内容,太调皮了。中国的那些同志,都很正经,会提出这么调皮的想法的,只会是个很年青,而且没有太多政治经验的年青人。目前的情况看,也只有海蛇能让他们发出这样的电报了。”
说到这,斯大林脸色一变,露出几分怒意,然后道:“同样是年青人,有的年青人是怀着纯真的理想加入我们的事业,比如那位给我送重要材料的海蛇同志。他虽然年青,却充满朝气,有能力且对革命忠诚,这样的年青人我是非常喜欢的——你知道我是怎么看出他是个年青人的吗?他给我的那些俄文报告,很敢说,很敢讲,几乎是拐着弯在告诉我,你被王明耍了,你被米夫骗了,你象傻瓜一样地被人骗了很多年——”
说到这里时,斯大林冷冷地自我嘲笑着,感叹着:
“只有年青人,只有不知天高地厚,却还怀着一颗忠诚,纯粹的革命心,没有太多个人想法的年青人,才敢这样对我说真话!你知道吗,这真的太不容易了,廖贝舍夫同志了,我能听到真话,真的是太不容易了!”
斯大林这种一半开心,一半恼怒的状态,却让廖贝舍夫毛孔紧竖,他知道这是他快要杀人的前兆。
“相反,某些人,他们也很年青,心里的想法却太多,太自以为是了......”
斯大林脸上的笑容这时全部敛起,然后下令道:“告诉北平那边,让他们按这份电报上的要求作。要快,搞得热闹些,不要省钱,尽可能多的叫些人去......”
接到莫斯科的指示后,苏联驻北平大使馆,以及上海办事处的特派人员,挥舞着“金戈布”,满世界地寻找愿意去宝鸡抢新闻的记者,洋记者,国产记者,只要愿意去宝鸡,来回的差旅费全包。而这个时期,本着让常凯申出次大丑,打击他在国内威望的日本人,也不遗余力的推了一把,加上各方军阀暗中相助,事情从一开始,就是红红火火。
羊群效应一旦形成,就会越拱越大,英美苏日法意德,几大流氓国家的记者全齐了。如今的宝鸡市,一百多中外记者云集,近百台照机架起等着拍照,热闹得就象是国联大会。
混在远处的戴笠,看着这一幕,也是郁闷得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委员长在国际上再次丢个大丑,已经是不可
避免的了。
他这次被常凯申委派到这里来,任务一是审查这些被释战俘,弄清包座松潘战败的真象,二就是不能让这些记者把这事炒大炒热变得不可收拾。可是现在这般中外记者云集的场面,戴笠哪里有办法阻止。
表面上,俘虏释放,是由宋庆龄牵头,可是现在宋庆龄的身后,可是站着整个黄埔系的家属。红军已放出风声:允许所有的俘虏家属前往天水的俘虏营看望。释放一千名普通战俘,只是大餐前的小甜点,后面的家属跟着红军一起去天水探望战俘,这才是重中之重的大戏。
一百多名黄埔校友(战俘),加上他们有关的上千条师生好友关系组成的人际网,即使是特务头子戴笠,也是不愿意和这张网络对抗的。
“老头子,这委屈你就自己忍着吧,我是不想得罪这么多同窗的。”
面对这种无法完成的任务,戴笠也就只能自认倒霉了。
释放俘虏的过程很简单,杨虎城这边特派出个特使和红军那边的代表稍稍交涉一下,红军那边一挥手,就开始放人。
红军那儿一切顺利,杨虎城这边却出了一点事:早有准备的中统和复兴社的人,立刻在第一时间把这批人圈起来,隔绝了他们和记者外人接受,等待他们的,自然是无尽的“忠诚审查”。
无论是过来抢新闻的记者们还是俘虏,肯定都不愿意接受这个结局,现场一阵骚乱过后,随着红军那边的代表表示,他们将开放“探亲通道”,保证家属们看望战俘的来去自由和人身安全,同时也欢迎记者前去天水采访后,记者们的注意力,瞬间就被转移了。
然后现场由小乱变成大乱。
几百号人,从家属到记者,直接一窝蜂穿过警戒线,直接往红军的控制区涌,杨虎城这边的人拦都拦不住,也不敢拦。
因为,带头的人,就是庆龄女士!这可是真正的“国母”啊!(民国的,不是共和国的)
她以国母的身份,去看望“中山先生”的“学生”,何人敢拦,何人可拦?
“糟糕透了”
躲在暗处的戴笠一拍头,心里明白,自己下回见到委员长时,被他甩耳光是少不了的.......
幸好,今天头痛的人,并不止戴笠一个。
徐恩增的继任者,中统(此时还不叫中统,叫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,不过还是提前用省得麻烦,以后同上)特务吴大钧,如今也头痛万分。
戴笠头痛的地点是红军交还俘虏的地方正在发生战俘家属探亲,大批记者采访匪共之事。
而吴大钧头痛的地方,却是正在修建,即将完工宝鸡—西安铁路线上。一辆货运列车停在刚刚修好的铁路的最前端,靠近还未修完的铁路线只有千米。
大量被临时雇来的民工,正一袋一袋地,将车上装满的粮食,卸下火车厢,堆放到旁边排得密密麻麻的马拉驮车上。
超过三百辆驮车就在在铁道两旁等待,负责维持秩序的,是西北军的官兵。
这些以军粮名义被卸下火车的粮食,并不会运进西北军的粮仓,而是直被拉到红军的控制区去。
这是红军和被俘的黄埔军官的家属达成的交易之一。
红军出钱,黄埔军官家属出动人脉帮他们在天津采购大批粮食,通过铁路运到宝鸡这一线,然后由红军这儿准备好的驮马队接收——理由就是俘虏们的粮食伙食费。二万多名战俘,每天的粮食消费量是天文数字,为了养活他们,其实红军也很头痛。通过家属买粮,顺便可以为明年的大灾荒作准备,正好一举两得。
偷卖粮食给匪军,这可是大罪!
但如果这是作为交换俘虏交易的一部分,则是另外一回事。更重要的是,无论是中统还是复兴社,在早早地知道这事后,谁都不敢惹众怒偷向常凯申报告,反而难得的双方联手压下此事,假装不知。
大家都不蠢,一百多个黄埔军官组成的关系网,没有人愿意平白地得罪这样的势力。
负责交接的杨虎城一系的负责人,则是心情复杂。
作为帮忙中转的他们,倒也不是平白干活,中间可以抽点水拿好处的,甚至杨虎城本人也有一份。
几十车皮的粮食从火车上卸下,以极高的效率被装上运粮驮车,很快被运走。这只是第一波,以后还会更多。沿途一半是由西北军保护,进入红军控制区后由红军负责押送。这只是发生在宝鸡附近的。
至于西安那儿,西北军则是直接把库存的粮食卖给陕北红军,然后用新近运来的粮食填补自己的库存,没有损失还有额外的好处。至少,这些黄埔军官家属买来的粮食,质量可比西北军自己吃的军粮要好多了。
“那帮共匪,不敲诈家属,反而贴钱买粮?他们哪来的这么多钱?”
这些交易都无法瞒过吴大钧,但他和戴笠一样,为了不得罪庞大的黄埔系,也只能捏着鼻子对着常凯申联手瞒下这事。
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。
这个世界,实在太黑暗了,连做个特务都不容易啊
!真不是人们想象中那般,想抓谁就抓谁的。
当数百名黄埔军官的家属和上百名的中外记者,在宋庆龄的带领下,一窝蜂地朝天水而去时,有两个人的生命,这时也走到了尽头。
被从小黑屋里拉出来的时候,米夫和王明,都几乎认不出彼此。
过去的一个多月里,他和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。
无尽的审问,无尽的熬问,无尽的羞辱,还有无尽的酷刑。
没有什么,比戏耍领袖,污辱领袖,污蔑领袖,更恶劣也更致命的罪名了。
所以在卢比卡扬“喝茶”的时候,两人都遭遇了特别地对待。
其实一起受罪的,不止是他们,莫斯科的王明、米夫的死忠,这段时间都被挨个审查,请喝茶。王明的妻子,也在被审讯和遭受酷刑的行列中,或许她是冤枉的,可是过去几年,王明在莫斯科最风光的时候,不也打着“托派”的罪名,疯狂地迫害着反对他的同志,把大量的“自己人”送进监狱甚至杀害。
现在,该轮到他来品尝这份滋味了。
对于这种能让斯大林同志开心的事,契卡的人也是非常乐意地抢着完成的。
两人干的那一堆见不得光的脏事,也被人一件一件地揭出来的,其中也包括了中还在苏联的那些人。
有的真的是他做的,有的是受不了酷刑开始乱咬,有的是为了洗清自己顺着审讯的人需要在咬。
针对中国留苏派的新一轮的大清洗,正在进行中,斯大林同志正准备在近日,向中国方面发电报,通告此事。
而口号也已经准备好了:清理王明遗毒!
王明的徒子徒孙,在苏联的,要清洗。去了中国的,也要清洗!
一场风暴,正在酝酿中......
王明和米夫,被拉到了一间小黑屋里。
一个审判员,一个执行者,外加数名助手,正在那儿等候他们,埋尸体的坑,也已经在外面挖好。
那审判员开始念二人的罪行内容时,无论是王明还是米夫,二人的脑海里的第一念头却是
“终于要结束了吗?”
无尽的囚牢与酷刑折磨,已让二人的神经麻木得连死亡都不怕了。被拉出囚房的时候,两人的手上脚上,都戴着重铐。
审判官念的是什么内容,什么罪名,就象流水过镜,几乎没在二人的脑海里留下印象。反而是最后执行时,几个全程黑着脸的内政人民委员部干部上来,开扒掉二人身上脏臭的囚衣时,二人才惊恐的回过神来。
剥光了衣服枪决,这是契卡处决罪犯时,对罪大的恶极的“叛徒”最为羞辱式的处决方式。
“不,你们不能这样!我要见斯大林同志,我是冤枉的,冤枉的!”
王明突然从无尽的麻木中清醒过来,惨叫着,挣扎着,但还是被人轻松地按倒在地,扒掉衣服,扒掉裤子,光溜溜地躺在冰凉泥地上。
“我要检举!我要见斯大林同志!我只是傀儡,我只是被人玩弄的政治傀儡!导致中国革命失败,真正的黑手不是我!那个人,那边那个人他才是.......”
怦!怦!怦!
安静了!
怦!怦!怦!
又是三声枪响,米夫那边也安静了.......
拖走,冲水,扔坑里,埋土,一切完结......
王明的时代,结束了!
张国焘死的时候,还有个恶趣味的人躲在远处,拿着数码相机拍下了全过程。几十年后,那里还会成为“历史遗迹”,任由后来者过去凭吊,拍照留念。
但王明,他就这么死了。埋他尸体的地方,也埋了很多大清洗时被杀的人,罪名,或者是叛徒,或者是特务,或者是托派。
斯大林枪毙王明时,使用的罪名,也是叛徒,和张国焘一样。
两天后,位于天水的红军总部,接到了莫斯科的来电。
电文自然是用更换后的密码本发的。
而送来密码本的,自然是伪装成外国记者的苏联特使,同时他也是一名根正苗红,再正宗不过“内政人民委员部”成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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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西北三马的问题,首先是政治问题,然后才是军事问题。红军和西北三马的斗争,将是长期斗争!任何妄想一战摧毁三马势力,一战解决三马问题的想法,都是极危险的左倾冒险主义。”
八月十八日的军事会议,三马问题自然谈论的焦点。中央红军高层和军方代表,通过会议确认了未来解决三马问题的初步意向:稳妥为主,稳扎稳打,做好打长期战的准备。而用后世比较容易理解的说法:在西北站稳脚,然后通过经济战,消耗战,一步一步地削弱、蚕食三马的潜力,待时机成熟时再一举剿灭。
陕北方向,1935年余下的时光到明年开春这半年的时间,主要的战略重点,还是首先站稳脚跟,然后逐步稳妥地向外扩张势力影响范围,从北面向南边的杨虎城西北军形成军事上的压力。这个时期,红军在这一带的主要战略目标,就是清除这一带“民团”、地主武装、马匪等散乱势力,建立根据地的基层组织,逐步地把西北军的势力,从周边农村中挤出去。
至于西北的三马,尤其是紧临的“宁马”力量,目前其还龟缩在宁夏,暂时不敢妄动,但其若来犯,则坚决地出击消灭。
会议讨论结束后,整个陕北地区,军事上将交由彭帅负责,内政上则由张闻天主持。考虑到当地民众的“承受”力量,以及陕北面对的军事力量,这一带红军暂时只保留两万的军队。
而大量的红军主力,这是则是积囤在从天水到宝鸡这一线的区域。
八月十八日的军事会议,后半程讨论的,就是汉中问题。
从黄克口中,未来的几年,整个西北地区都将是“多灾多难”的“荒年”,当地民众连养活自己都十分困难。在陕甘宁地区,无论打哪路军阀,都不过是把养活十余万红军压力,转嫁给其他贫苦地区的平民。虽然红色政权在廉洁方面远胜这些凶残的军阀,但朝西北发展开打拓空间,并不是解决粮食问题最佳的手段。
“汉中平原才是关键!胡宗南在未来能在西北养兵二十万,主要依靠的就是汉中平原的产出。”
PS:点前面的井符号可看入汉中地图
读过三国的人都知道,陕西南部的汉中,是诸葛亮和姜维,出祁山伐中原的出发地。
由汉中到西安,中间大片山脉阻隔。
具体通道,从西到东,共有五条
第一条就是诸葛亮一出祁山时,夺天水,却因为失街亭而败北的那条古道,若要由天水反攻入汉中,其路线为天水-祁山-陇南(武都)-阳平关-汉中,这一线。这也是这个时期民国常用的一条通道,路况较好,但是缺点是路线最远。从天水到汉中,后世的公路距离就有近四百公里。
第二条路线,则是著名的陈仓古道,不过由于年久失修,荒废多时,民国时期这条道路得到修茸,其出口就在宝鸡市的大散关。
陈仓道从陕西宝鸡至汉中,因秦汉时所置陈仓县而得名,秦岭北侧又有散关控扼山川,故又称散关道。楚汉相争时,刘邦正是采用了韩信“明修栈道,暗渡陈仓”之策略,从陈仓道出兵,一举击败三秦王,占据关中,与巴蜀连成一片,从而奠定了其问鼎天下的根本。
建国后建成的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——宝成铁路的宝鸡至凤县段,民国时期修建的联通西北和西南的大动脉——川陕公路的汉中至凤县段,走的便是古陈仓道。过去胡宗南进出汉中,走的也是这条道。
第三条路线,就是褒斜道,靠西安(长安)侧出口是斜谷(三国演义里曹操鸡肋,斩杨修发生地),其靠汉中侧出口叫“褒谷”。褒斜道位于陈仓道之东,北起眉县斜水谷口,南至褒水,故有此名,诸葛亮出川北伐也多走褒斜道。
褒斜道距离虽比陈仓道近,但还有一条比褒斜道更近的秦岭古道,这就是骆谷道。又叫傥骆道,靠西安(长安)侧出口叫骆谷,汉中侧出口叫傥谷——名气似乎不大,但历史上钟会灭蜀时,走的就是这里和儴斜道这两条路线。
骆谷道北起陕西周至县的西骆水谷,南至傥水,故又称傥骆道,全长240公里,为秦岭所有古道中距离最短者。
骆谷道距离虽短,但行此路却异常艰难。需先后经过西骆水、黑水、湑水、酉水、傥水等多条河谷地带,翻越各河谷之间十八盘岭、秦岭主脊、兴隆岭、牛岭等数座秦岭高大山峰,山高林密,人迹罕至,野兽出没,十分艰险。
而第五条道同样也和三国有关,即三国著名的魏延提出来的,从汉中兵出子午道奇袭长安,这是距离西安最近的一条道。但是这里哪怕是到近代,都处于半开发状态。强走这最后两条路结果,大概和炮党军过野人山差不多。
兵出川北后,红军在甘南一路扫荡,接收胡宗南的地盘时,南方的行军路线,其实开始在为未来进攻汉中做战略预备。
拿下天水之后,这边的红军高层还在开军事会议时,红军第三十军和红五军就已受命南下,夺取天水-祁山-陇南(武都)-阳平关-汉中这一线的中间城市。
一星期后,入关中的红三十军先锋部队,轻易地拿下兵力空虚祁山-陇南(武都)两地,而后更向阳平关进军。
而半个月后,出川的红军主力已兵压宝鸡,和西进的红二十五军会师前,当时的红军也“随手”从杨虎城部手中强行抢下了陈仓古道入关中出口:大散关。原本守大散关的是胡宗南部的地方部队,在得知红军全歼胡宗南部,大军正朝大散关杀来时,守军吓得直接弃关南逃。而后该处被杨虎城短暂接收,谁知握在手里还没过几天,红军主力就杀到关下,再度不战易手。
陈仓古道到手后,红军同样派出一偏师南下,开始向汉中渗透。但也只是把这一片山区,建设成类似川北的游击区。
之所以没有象天水水线的红三十军般,一口气南下二百公里强夺祁山和陇南(武都),主要原因,却在这段时间,薛岳和朱培德先后入汉中了。
在红军全歼胡宗南集团的第二天,喜欢“地图作业”的常凯申打开地图一看,就恐惧地发现,原先胡宗南控制的甘肃东南,即陇右,陇南(武都)之地,以及陕南汉中之地,全部成了“无兵”,可任人跑马圈地的无主之地。
而他身边的德国军事顾问,同样也在这时发出警告,如果不马上采取行动,二十天内,汉中就会易手“白送”给红军。
在心里大骂胡宗南无能,失我陇右陇南,又要令我再失汉中,真是该死!为了救急填补势力上的空白,他首先是调取距离汉中最近的湖北朱培德部的第三军入汉中。但是第三军主力距离陕南汉中较远,此时要过来已来不及。
而红军在全歼胡宗南部后,仅用了六天就直取天水,四天后一只偏师就开始攻打祁山、陇南(武都),进展速度实在太快。
按朱培德第三军的行进速度,等他们赶到汉中早凉了。
汉中自古以来就是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,常凯申深知此地不可失,拿着地图左瞧右看,发现距离汉中最近的本方部队有二。
一是陕西的杨虎城部,他的西北军南下,从宝鸡出发,走陈仓古道,就近十天之内就可以到达汉中,占据地利,保此地无忧——但这样的作法,等于把汉中送给这个“不是自己人”的杂牌军。而在红军即将杀到陕西的时刻再调走西北军主力,无异于拆东墙补西墙,等于把整个陕西白送给红军!所以这是绝对不可能的。
而另一条最现实,也最可行的做法,就是急调正在川中,“进退不得”,鸡胁般尴尬的薛岳部,走历史上的“刘皇叔夺取汉中地路线”,抢在红军主力部队入汉中前填补胡宗南留下来的空白。
但调走薛岳部的第五军,也就意味着,四川这块常凯申含在嘴里的“杂生饭”,要彻底吐出去了。
起初,常凯申是坚决不肯同意这样做的。
四川他想要,汉中也不想丢!
但是当八月十八日,红三十军开始逆行诸葛亮一伐中原的古道向汉中进军时,在周边洋顾问和其他左右地一再警告下,又得知第三军到现在“还在湖北慢慢地爬”的坏消息后,常凯申万分不愿地命令薛岳部紧急驰援汉中。
此时的汉中,已一日三惊。听闻红军将会南下入汉中,当地的豪强地主也在胡宗南残部和常凯申的鼓动下,紧急重建了第一师——此时的第一师,实际上只是套了一个壳子,以汉中的治安部队、天水的逃兵为主体,加上当地各种乱七八槽的地主团练,土豪武装七拼八凑起来,其编号也很“后娘养的”:补充第一师,然后全部塞到阳平关一线。常凯申不指望他们能击退红军,但只要能撑到援军到达就行。
从成都到汉中,有一川陕公路。正好是1935年开始修建,历史上到1936年六月完工。这段时间其实已修好了一小段。本就处于行军状态中的薛岳部第五军没有多拖延,在第一时间就掉头急驰汉中。
而在知道常凯申中央军瘟神要走,四川内各地土军阀们,也一改先前“不合作不反对”的冷漠态度,沿途对薛岳部的92,93师两部“箪食壶浆,欢送王师(瘟神)”,热情得不得了......
抢在红三十军攻占阳平关,打开进入汉中的入口前,薛岳部先一步到达汉中。而这时红军高层方面在确认薛岳成功赶到汉中,闪击汉中的计划流产时。也已意识到,夺取汉中的战略形势还不成熟。命令三十军返回陇南(武都)祁山一线,和薛岳的部队形成“隔着密集的山谷对峙”而后陈仓古道这一线情况也差不多。
到九月时,双方的战略形势这时已初步稳定下来。
从汉中出走三国古道进陕西或甘肃,最西边的两条道,在双方各持一端的前提下,都变成了令人头痛的,类似松潘对峙的战略困境。红军想入汉中难,汉中的薛岳部想过此地入陕也难,双方谁都无法寸进,谁先攻,谁先死,两方只能隔着百公里的秦岭隔离带,对望空耗。
陈仓古道出口,大散关以北以西地区,有超过十万红军盘聚于此。出口被堵,此时的常凯申,要想追剿红军,只老实地走潼关-西安一线,老实地在那儿用上半年的时间囤积兵力粮草后才有可能。强行在
汉中囤积十几万大军,然后再在秦岭山区行军数百里,冲出汉中进入甘南,这里脆弱的补给线根本支持不了。
常凯申再怎么头铁,也不得不承认,他的剿匪长征,已全面失败。进入西北中央军势力虚弱的“朱毛二匪”,现在已有如蛟龙入海,猛虎入林,喘过气来后,很快就会象在江西时一般,“凶猛开始再次的发育”。
九月北方已开始入秋,十月后更将开始降雪转冷,此时大部分主力南方人的中央军,就算是再“热情”剿共,也不可能穿着夏装在冬季入陕甘。
九月份后的常凯申,一边暗中重整旗鼓,调兵潜将,一边假装和谈,却也不得不把“剿匪”大计,放到了第二年。
然后就是和“共匪”们谈判,为了释放第1师与49师那帮废物们的磨嘴皮喷口水时间。
某日,常凯申在日记中记道:
“共匪,又将越剿越多!”
“多年心血,一朝尽丧!胡宗南误我!伍成仁误我!”
宝鸡是红军在陕南力量东边的分界线。
以宝鸡市区为分界线,红军占领了南边和西边所有的山地制高点的有利地形,独独把宝鸡市到西安这一片地的平原地区“让”给了杨虎城。
城市是西北军的,大部分的农村和山区却是红军的。
面对着陕北会师后,总兵力已超过十万,全歼了胡宗南部的红军,杨虎城在宝鸡队的守军部队是“敢怒不敢言”,只能非常憋屈地困守住从宝鸡到西安的几处战略节点,任凭委员长怎么催促,也不肯出兵。
宝鸡周边的几处战略要点,北边的千阳县,西边的新民乡,南边的天台山,陈仓古道出口,此时全在红军的控制掌握中。
攻打红军?那是不可能打的,打死我也不会主动去招惹的!
在中央主力红军到来前,“单挑”都常被刘志丹的陕北红军按在地上痛殴的西北军,哪里有胆子招惹数十倍于刘志丹红军的主力红军。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的数年,西北军围剿刘志丹红军的代价,就是把对手一度打得“枪比人多”。
九月五日,红军在宝鸡,向杨虎城主动释放了一批战俘,共一千人——这批战俘,这批战俘基本都是非战斗兵员的“辅兵”。早在拿下天水后,红军就首先释放了一批“甘陕”本地人,宝鸡释放战俘其实是第二波了。
战俘被释放的当天,宝鸡市记者云集,其中不少是千里迢迢赶来的第1师和49师的家属,更有大批的“外地记者”,有的记者甚至是从上海和北平赶过来的,其中也包括了外国记者。
释放战俘的地点,是在宝鸡城外红军与西北军双方默认“分界线”的交界处。这里以一道干涸的小河沟为界,河东属于西北军,河西则是属于红军,二者之间简单了随便拉了条绳子,就算是隔离带分界线了。
杨虎城带着他的警卫连,身边还围绕着上百名记者,正用极复杂的表情,看着对面那一大片穿着中央军军服的“友军”战俘。
作为一个从底层打爬上来的“老军阀”,杨虎城非常明白“能伸能屈”的道理。半个月前红军大兵压境时,他主动撤出宝鸡外围的战略要地“示好”,同时放任红二十五军过界。而后在双方私下的秘密交流中,形成了现在这样的“红白”分界线。
红军会在宝鸡释放战俘,在一个星期前就通知了杨虎城,由他来做出接应安排。
负责双方交涉的中间沟通人员,却是来自上海的“著名左翼人士”,“真国母”宋庆龄女士为首。第一师成立于黄浦,大量的骨干人员出自广东。由于其是“天子门生”,更是被许多炮党高官视为“登龙门”的“从龙”之地。
松潘之战后,红军这边通过宋庆龄的关系“传个话”,其家属自然而然就跟着她一起坐火车先至西安,然后再从西安转至宝鸡。这群家属人数足足超过了有四百人。
这些高官家属,本身就是支持常凯申的政治力量的基础。个个都有着各种七大姑八大姨,勾连起来,在国民党内的声音非常地大,又有“国母”带头。即使是常凯申,也无法在这个时期阻止他们来宝鸡看望“家人”。
事实上这段时间,常凯申正在焦头烂额中。以汪精卫、胡汉民为首的各种党内势力,最近又不太老实起来,各种变着法子在炮党会议上说怪话,搞小动作,配合着左派势力,各种恶心着常凯申。好不容易被他压服的各路军阀们,除了“老实”的义弟张学良外,其他的各方势力,此时全在蠢蠢欲动。
“我身为民国的委员长,身边一堆猪队友和坑队友,我容易吗?”
此时已从成都飞往汉中坐镇的常凯申,正遥看着宝鸡方向,心里有苦说不出,焦头烂额,狼狈不堪就是他的现状。
松潘-包座战役,对常秃子的“打击”之重,远远超出他的想象。在拆东墙补西墙之下,快要吃到肚子里的四川省,被迫吐了出来。伸向西北地区触手,只余下汉中这一小块孤岛独苗。
红军公开在宝鸡释放战俘,二次揭他的创疤。事前向全世界发出通知,各种幕后黑手暗
中推波助澜,媒体大肆炒作,弄得沸沸扬扬,他想阻止也阻止不了,只能借镇守汉中之名躲在这儿等事情再次冷却。
要看常凯申出丑的,这回可不止是国内的势力,还包括国外的力量。
其中最热情的人,就是苏联和日本。
日本人自然不必说,他们巴不得中国的中央政权分崩离析,重新回复到从前军阀乱战的局面去,常凯申是越狼狈越好。
苏联方面,则是出斯大林同志报复和炫耀的心态。
松潘-包座战役后,廖贝舍夫很快就发现,原本一直黑着脸的斯大林同志,脸上的微笑突然比从前多了不少。不久前,他收到了一份来自中国的电报后,更难得地拿着电报嗬嗬地笑了好几秒。
斯大林同志最近心情好转,自然和中国革命的形势,突然峰回路转有关。更重要的是,斯大林同志“捡回”了部分被人“丢掉”的“面子”和洗掉了身上大量的“污水”。
出于保密的原因,在共产国际的内部通报里,“张国焘是叛徒”,这一案件的揭发者,是苏联自己,是斯大林同志英明的遥控指挥,抓住了这个潜伏在红军内部最大的叛徒,这全是他的功劳。
其次,中国革命过去“连续失败”的原因真相,也找到了。
并不是外面一直私下“谣传”的共产国际(斯大林)乱指挥,而是某些人自以为是地乱来,乱改电报,借“斯大林”之名乱发指示,假传圣旨。这些人是叛徒,是特务,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害群之马,他们现在已经被揪出来了!
我,斯大林,被甩了很多年的黑锅,不该背的黑锅终于甩掉了!
第三,就是松潘包座之战的神奇反转,斯大林同志终于把多年前四一二后,被常凯申抽肿的脸一事,狠狠地报复回来了。
包座战役爆发时,斯大林就极关心那儿的进展,在他听到中国方面传来伍豪,李润石纷纷被俘的情报后,起初大惊,一番急电过去,很快得知这是“假的”,而且还被告知几天后就会有“神反转”,而后“神反转”也如期发生,直把常凯申的脸打得肿得多日不敢见人。
而斯大林在得到第一师全军覆没的消息后,当晚是开心地喝了一大杯伏特加。
出于报复常凯申的心态,斯大林指示苏联特工在各国媒体多报道此事。把前后的反转变化一事,当成国际笑话广泛宣传,让常凯申的脸直接丢到国际去了——也幸好常凯申手下怕他知道此事后气得杀人,联手装傻瞒着他......
心情极佳的斯大林,在把电报递给廖贝舍夫,让他也看看过瘾之后,他对秘书道:“这份电报的内容,一定不是中国的那些老同志想出来的,极有可能那个神秘的海蛇手笔。”
廖贝舍夫不解地问道:“为什么?”
“因为这电报的内容,太调皮了。中国的那些同志,都很正经,会提出这么调皮的想法的,只会是个很年青,而且没有太多政治经验的年青人。目前的情况看,也只有海蛇能让他们发出这样的电报了。”
说到这,斯大林脸色一变,露出几分怒意,然后道:“同样是年青人,有的年青人是怀着纯真的理想加入我们的事业,比如那位给我送重要材料的海蛇同志。他虽然年青,却充满朝气,有能力且对革命忠诚,这样的年青人我是非常喜欢的——你知道我是怎么看出他是个年青人的吗?他给我的那些俄文报告,很敢说,很敢讲,几乎是拐着弯在告诉我,你被王明耍了,你被米夫骗了,你象傻瓜一样地被人骗了很多年——”
说到这里时,斯大林冷冷地自我嘲笑着,感叹着:
“只有年青人,只有不知天高地厚,却还怀着一颗忠诚,纯粹的革命心,没有太多个人想法的年青人,才敢这样对我说真话!你知道吗,这真的太不容易了,廖贝舍夫同志了,我能听到真话,真的是太不容易了!”
斯大林这种一半开心,一半恼怒的状态,却让廖贝舍夫毛孔紧竖,他知道这是他快要杀人的前兆。
“相反,某些人,他们也很年青,心里的想法却太多,太自以为是了......”
斯大林脸上的笑容这时全部敛起,然后下令道:“告诉北平那边,让他们按这份电报上的要求作。要快,搞得热闹些,不要省钱,尽可能多的叫些人去......”
接到莫斯科的指示后,苏联驻北平大使馆,以及上海办事处的特派人员,挥舞着“金戈布”,满世界地寻找愿意去宝鸡抢新闻的记者,洋记者,国产记者,只要愿意去宝鸡,来回的差旅费全包。而这个时期,本着让常凯申出次大丑,打击他在国内威望的日本人,也不遗余力的推了一把,加上各方军阀暗中相助,事情从一开始,就是红红火火。
羊群效应一旦形成,就会越拱越大,英美苏日法意德,几大流氓国家的记者全齐了。如今的宝鸡市,一百多中外记者云集,近百台照机架起等着拍照,热闹得就象是国联大会。
混在远处的戴笠,看着这一幕,也是郁闷得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委员长在国际上再次丢个大丑,已经是不可
避免的了。
他这次被常凯申委派到这里来,任务一是审查这些被释战俘,弄清包座松潘战败的真象,二就是不能让这些记者把这事炒大炒热变得不可收拾。可是现在这般中外记者云集的场面,戴笠哪里有办法阻止。
表面上,俘虏释放,是由宋庆龄牵头,可是现在宋庆龄的身后,可是站着整个黄埔系的家属。红军已放出风声:允许所有的俘虏家属前往天水的俘虏营看望。释放一千名普通战俘,只是大餐前的小甜点,后面的家属跟着红军一起去天水探望战俘,这才是重中之重的大戏。
一百多名黄埔校友(战俘),加上他们有关的上千条师生好友关系组成的人际网,即使是特务头子戴笠,也是不愿意和这张网络对抗的。
“老头子,这委屈你就自己忍着吧,我是不想得罪这么多同窗的。”
面对这种无法完成的任务,戴笠也就只能自认倒霉了。
释放俘虏的过程很简单,杨虎城这边特派出个特使和红军那边的代表稍稍交涉一下,红军那边一挥手,就开始放人。
红军那儿一切顺利,杨虎城这边却出了一点事:早有准备的中统和复兴社的人,立刻在第一时间把这批人圈起来,隔绝了他们和记者外人接受,等待他们的,自然是无尽的“忠诚审查”。
无论是过来抢新闻的记者们还是俘虏,肯定都不愿意接受这个结局,现场一阵骚乱过后,随着红军那边的代表表示,他们将开放“探亲通道”,保证家属们看望战俘的来去自由和人身安全,同时也欢迎记者前去天水采访后,记者们的注意力,瞬间就被转移了。
然后现场由小乱变成大乱。
几百号人,从家属到记者,直接一窝蜂穿过警戒线,直接往红军的控制区涌,杨虎城这边的人拦都拦不住,也不敢拦。
因为,带头的人,就是庆龄女士!这可是真正的“国母”啊!(民国的,不是共和国的)
她以国母的身份,去看望“中山先生”的“学生”,何人敢拦,何人可拦?
“糟糕透了”
躲在暗处的戴笠一拍头,心里明白,自己下回见到委员长时,被他甩耳光是少不了的.......
幸好,今天头痛的人,并不止戴笠一个。
徐恩增的继任者,中统(此时还不叫中统,叫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,不过还是提前用省得麻烦,以后同上)特务吴大钧,如今也头痛万分。
戴笠头痛的地点是红军交还俘虏的地方正在发生战俘家属探亲,大批记者采访匪共之事。
而吴大钧头痛的地方,却是正在修建,即将完工宝鸡—西安铁路线上。一辆货运列车停在刚刚修好的铁路的最前端,靠近还未修完的铁路线只有千米。
大量被临时雇来的民工,正一袋一袋地,将车上装满的粮食,卸下火车厢,堆放到旁边排得密密麻麻的马拉驮车上。
超过三百辆驮车就在在铁道两旁等待,负责维持秩序的,是西北军的官兵。
这些以军粮名义被卸下火车的粮食,并不会运进西北军的粮仓,而是直被拉到红军的控制区去。
这是红军和被俘的黄埔军官的家属达成的交易之一。
红军出钱,黄埔军官家属出动人脉帮他们在天津采购大批粮食,通过铁路运到宝鸡这一线,然后由红军这儿准备好的驮马队接收——理由就是俘虏们的粮食伙食费。二万多名战俘,每天的粮食消费量是天文数字,为了养活他们,其实红军也很头痛。通过家属买粮,顺便可以为明年的大灾荒作准备,正好一举两得。
偷卖粮食给匪军,这可是大罪!
但如果这是作为交换俘虏交易的一部分,则是另外一回事。更重要的是,无论是中统还是复兴社,在早早地知道这事后,谁都不敢惹众怒偷向常凯申报告,反而难得的双方联手压下此事,假装不知。
大家都不蠢,一百多个黄埔军官组成的关系网,没有人愿意平白地得罪这样的势力。
负责交接的杨虎城一系的负责人,则是心情复杂。
作为帮忙中转的他们,倒也不是平白干活,中间可以抽点水拿好处的,甚至杨虎城本人也有一份。
几十车皮的粮食从火车上卸下,以极高的效率被装上运粮驮车,很快被运走。这只是第一波,以后还会更多。沿途一半是由西北军保护,进入红军控制区后由红军负责押送。这只是发生在宝鸡附近的。
至于西安那儿,西北军则是直接把库存的粮食卖给陕北红军,然后用新近运来的粮食填补自己的库存,没有损失还有额外的好处。至少,这些黄埔军官家属买来的粮食,质量可比西北军自己吃的军粮要好多了。
“那帮共匪,不敲诈家属,反而贴钱买粮?他们哪来的这么多钱?”
这些交易都无法瞒过吴大钧,但他和戴笠一样,为了不得罪庞大的黄埔系,也只能捏着鼻子对着常凯申联手瞒下这事。
人际关系是很重要的。
这个世界,实在太黑暗了,连做个特务都不容易啊
!真不是人们想象中那般,想抓谁就抓谁的。
当数百名黄埔军官的家属和上百名的中外记者,在宋庆龄的带领下,一窝蜂地朝天水而去时,有两个人的生命,这时也走到了尽头。
被从小黑屋里拉出来的时候,米夫和王明,都几乎认不出彼此。
过去的一个多月里,他和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。
无尽的审问,无尽的熬问,无尽的羞辱,还有无尽的酷刑。
没有什么,比戏耍领袖,污辱领袖,污蔑领袖,更恶劣也更致命的罪名了。
所以在卢比卡扬“喝茶”的时候,两人都遭遇了特别地对待。
其实一起受罪的,不止是他们,莫斯科的王明、米夫的死忠,这段时间都被挨个审查,请喝茶。王明的妻子,也在被审讯和遭受酷刑的行列中,或许她是冤枉的,可是过去几年,王明在莫斯科最风光的时候,不也打着“托派”的罪名,疯狂地迫害着反对他的同志,把大量的“自己人”送进监狱甚至杀害。
现在,该轮到他来品尝这份滋味了。
对于这种能让斯大林同志开心的事,契卡的人也是非常乐意地抢着完成的。
两人干的那一堆见不得光的脏事,也被人一件一件地揭出来的,其中也包括了中还在苏联的那些人。
有的真的是他做的,有的是受不了酷刑开始乱咬,有的是为了洗清自己顺着审讯的人需要在咬。
针对中国留苏派的新一轮的大清洗,正在进行中,斯大林同志正准备在近日,向中国方面发电报,通告此事。
而口号也已经准备好了:清理王明遗毒!
王明的徒子徒孙,在苏联的,要清洗。去了中国的,也要清洗!
一场风暴,正在酝酿中......
王明和米夫,被拉到了一间小黑屋里。
一个审判员,一个执行者,外加数名助手,正在那儿等候他们,埋尸体的坑,也已经在外面挖好。
那审判员开始念二人的罪行内容时,无论是王明还是米夫,二人的脑海里的第一念头却是
“终于要结束了吗?”
无尽的囚牢与酷刑折磨,已让二人的神经麻木得连死亡都不怕了。被拉出囚房的时候,两人的手上脚上,都戴着重铐。
审判官念的是什么内容,什么罪名,就象流水过镜,几乎没在二人的脑海里留下印象。反而是最后执行时,几个全程黑着脸的内政人民委员部干部上来,开扒掉二人身上脏臭的囚衣时,二人才惊恐的回过神来。
剥光了衣服枪决,这是契卡处决罪犯时,对罪大的恶极的“叛徒”最为羞辱式的处决方式。
“不,你们不能这样!我要见斯大林同志,我是冤枉的,冤枉的!”
王明突然从无尽的麻木中清醒过来,惨叫着,挣扎着,但还是被人轻松地按倒在地,扒掉衣服,扒掉裤子,光溜溜地躺在冰凉泥地上。
“我要检举!我要见斯大林同志!我只是傀儡,我只是被人玩弄的政治傀儡!导致中国革命失败,真正的黑手不是我!那个人,那边那个人他才是.......”
怦!怦!怦!
安静了!
怦!怦!怦!
又是三声枪响,米夫那边也安静了.......
拖走,冲水,扔坑里,埋土,一切完结......
王明的时代,结束了!
张国焘死的时候,还有个恶趣味的人躲在远处,拿着数码相机拍下了全过程。几十年后,那里还会成为“历史遗迹”,任由后来者过去凭吊,拍照留念。
但王明,他就这么死了。埋他尸体的地方,也埋了很多大清洗时被杀的人,罪名,或者是叛徒,或者是特务,或者是托派。
斯大林枪毙王明时,使用的罪名,也是叛徒,和张国焘一样。
两天后,位于天水的红军总部,接到了莫斯科的来电。
电文自然是用更换后的密码本发的。
而送来密码本的,自然是伪装成外国记者的苏联特使,同时他也是一名根正苗红,再正宗不过“内政人民委员部”成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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